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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2。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