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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是越闹越离谱，吉他小溪干看着插不上嘴，鼓手小河上厕所回来，也一脸莫名其妙的瞅我们仨。

我觉得挺有成就感，也挺有优越感，我、周小川、小九仨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别人是插不进来的，而就我们三个而言，关系也比较微妙，我老是逗川川，小九则是帮腔的角色，我跟周小川逗得越欢，他那儿锣边儿就敲得越响。

三个人的小团体可能是最稳定的，就数学角度而言，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一旦固定了三个点，就很难使之再变形，而放在生活中，这种稳定体现在相互扶持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总会有至少一个人能保持冷静，能想出办法来。

我喜欢三人组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我不在周小川身边的时候，有小九照顾他，虽然那小子一阵阵的也挺不着调，但总比没人要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能安心跑到上海去的原因，如果没有小九，我就是再跟家里赌气，也不会撒开他去外地。

暑假过了又要开学，开学之后又是寒假，寒假过后又是新的一学期，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循环往复的，在学校的日子挺没劲，也就是跟林强在一块儿的时候能不至于无聊，但一天天熬下去的劲头就是新的假期，就是又能回北京，又能跟周小川泡在一块儿的日子，我想，忍，也就忍了。

八九年过了是九零年，走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我稍微有那么一点儿感慨，还记得当年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题目是什么畅想二零零零年，当时写的天花乱坠，老觉得进了二十一世纪，人人都能穿得跟太空人一样，乘坐奇怪的交通工具，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却仍旧听佩服自己的想象力。

九零年，北京会开亚运会，到时候能看见好多外国人上咱们的地盘儿上来比赛，能收集印着运动项目的纪念币，能看见满大街的熊猫盼盼，虽然后来那些面值一块钱的纪念币都让我给花了，熊猫盼盼也成了防盗门的一个品牌，但在这之前，我对于九零年是真的特期待。

但是期待归期待，现实照样一天天过，大学生活我不太找得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课，吃饭，睡觉之余是吉他和鼓点声，有那么一阵，我都想干脆跟林强组个乐队玩玩。

“裴哥，你不能误了自己前程啊。”他边叼着烟擦拭镲片儿边说。

“咳”我没说出什么来，林强那句不怎么语重心长却格外让我心里发紧的话，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前程，什么是前程？什么是“我的”前程？老老实实大学毕业？说不定还考个研，然后接茬儿往上念，博士，博士后？难道这就叫前程？那我是不是应该再努把力奔着诺内尔奖一路杀过去？

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也没有那种当个老学究的兴趣，要让我见天儿戴着瓶子底儿眼镜给别人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大家及其文学成就，我宁可劝学生们自己去买套中古文通史回来看。做学问不是我的追求，绝对不是，我对毛主席保证。

那我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出大名？还是挣大钱？这些我都不是那么明确，我觉得我只是想追寻一种不具备清晰轮廓的东西，一种不知道能闯到哪一步，不知道前头有多少死胡同，不知道会走多少弯路，更不知道终点在何方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创业吧。

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仅此而已。

“可是，大学总不能白上，要不太可惜了。”林强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然后拢了一把挺长的黑头发。

我又没说话，我想，如果能有那么个机会，我肯定抓住，到时候我可就不管什么别人的期待了，我会照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骂去吧，哭去吧，我不伺候了。

可能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有时候越不想怎么样，它就偏怎么样，有时候你没抱多大希望，结果反而照你想象的方向发展下去，等你反应过来，已经不能不往那个方向走了。

接近期末的时候，周小川给我打了个电话。

“嚼子”他说，“小溪跟小河说不想干了。”

“什么？！”我觉得自己听错了。

“他们俩觉得玩儿摇滚没奔头，又嫌钱少”

“等会儿！”我止住了他的话，“那他们俩就把你给扔下了？”

“也不能叫扔下，这总不能勉强人家，当初又没签生死文书，我哪儿能咬着不撒嘴。”

他在努力掩饰，但我能听出来他话里的委屈。

“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家呢。”他答道，“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