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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么说，黄来福都决定会尽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高产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找不到，最远就到吕宋等地去寻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决五寨堡军户们的吃饭问题。

对于北方的老百姓和九边重镇的将士们来说，这些年的天气有点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这老天爷好象从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万历17年，还好，只不过是气候有点反常罢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还是比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万历16年，可不得了，陕西，山西发生特大旱灾。年春，豆麦反青灌浆季节，久旱无雨，加之狂风史刮，青干无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无雨，所种秋苗，日晒风吹，俱各枯焦，秋粮绝收。

灾区遍及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凤翔、巩昌二府的部分州县。各地农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逃到各地乞讨度日。

而对这样的严重灾荒，万历帝不得不尽心赈灾，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这种忧虑的日子，万历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从万历初年开始，这老天就明显越来越有问题，不是南方水灾，就是北方旱灾。

各种频繁灾害的结果是，不但北方民众衣食堪忧，九边军民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而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常年频繁发生大旱，导致屯田收成锐减，甚至有些年景还颗粒无收。

屯田不能自给，就需要明政府发给军饷粮饷，加上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到万历初期时，军费已是高达８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年时，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

由于灾情年年加重，加上战争不断，到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九百六十多万两。

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到了极大的地步。到了万历末期，尤其是辽东危急之后，国家财政基本上已是无力回天，导致了对后金战事的失败。

对于上面这些大局势，五寨堡的军户们是不懂的，他们只知道，因为天灾原因，五寨堡所属的屯田已经好几年没什么收成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发下来的一点可怜的月粮度日罢了，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黄来福所见的五寨堡的军户生活只是当时九边军镇军户们生活的一个缩影罢了。

恶劣反复的气候让大明朝的北方军民们不知所措，这老天爷是怎么了？黄来福却知道，这样的悲惨的日子，将来还要过下去，并且是连绵几十年，越到后面就越严重。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两次，一次是在五胡乱华时期，一次就是在这明末时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

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整个气温的回暖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才恢复。

极度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明末河南商丘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对崇祯时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

“崇祯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9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