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