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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作对吗？可是，新闻部门是政府喉舌，又不是他私人的工具，只要可歌可泣的人物就该写，他为什么把这些都挤在私人仇怨之后呢？我听了同事的话心里很不平。

跟方记者一道采访，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她从不教我什么，只是按着她固有的方式工作，每到一个单位，她就会满脸堆笑地和人家闲侃，之后便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对方如果没有，她立即就会把所有的热情洋溢起来，借口还有事，带着我离开。一路上她通常会唠叨：怎么就不发生点什么事呢？她给我的感觉就是记者的天是看别人的笑谅，看世界的笑谅，唯恐世界不乱。

不过，方记者也会“施舍”我些许机会，比如在一些豆腐块稿上只属我的名字。

又过了些日子，也许因为我跟方记者采的稿子太多，而且方记者又执意单属我的名字吧，老执行总编再次让人转告我：不经领导允许，不许私自采写稿件。言外之意，我不可以自由采写我敏感的材料（即使练笔也不行）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实习记者，只有跟着方记者倾听的权利。其实，除了社长指派之外，其余时间里，所有记者都是自由采稿的，连行政总编都未约束过我，这位执行总编倒对我敦敦教诲了。

我走的路更窄了，好象一只笼鸟，我的翅看来只有摩拳擦拳的份儿。长此下去，恐怕试用期满我的名气根本打不出去，叫我今后怎么在报界立足呢？为了不危及前运，我只好转发文艺稿，在除了本报之外的报刊、杂志上，我开始频频发表诗歌与散文，这样的结果是：报界报外一些人开始承认一点就是：水凝文笔不错。

将近春节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属名‘活水’者的来信。信上说：我是你的一个普通读者，是你生活中匆匆的一瞥。可是我很想成为你的朋友，并且想告诉你，我会一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关注你，支持你，不要胆怯和担心，成功属于勇敢者。

活水是何许人？我无论怎样搜寻记忆，都无法想象他是我采访中际遇的哪个人，既然想不通，索性不想，而他的话是那样让人亲稔，仿佛一个久谙的老朋友在对我殷切希冀！也许，他了是我的同行——文人吧，不然，他为什么这样令人感觉切近呢？只有同类人之间的心境才这样容易沟通。

采访中，的确发现了许多值得歌泣的事，譬如，为使儿女走向更广阔的天空，不惜倾家荡产供他们读大学的农家夫妇；革命年代战功赫赫，今天却甘心隐居乡里的老红军；毕业之后情愿回乡务农，带领乡邻致富的大学生……

但与此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身为父母官却不思‘父母’恩，终日花街酒巷、终饱私囊者的丑陋行径。其中有一位乡镇长，上级来视察时，他说不出本地的农业大户，而吃饭时，他却对酒店的好酒、好菜、和漂亮小姐熟若指撑。另一贫困乡的乡长，自己住楼房、开酒店，而他的父老乡亲却住着低矮破旧的泥屋，过着朝不保夕的穷日子，怪不得几千年前，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面对这些腐败景象，我那颗本单纯和善良的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所以心情绪颇不好。有时候，在采访完毕后，为了避开那些脑满肠肥，腐败味十足的人们，我拒绝邀请，这样，我就听到有人议论我说水凝也太高傲了，这不是有心破坏部门之间的密切友谊？

我对此项工作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我也一直没有机缘独立采访，领导们绝不分派我单独出门，唯有一次，是因为所有的记者都派出后，不得不用我来充数，况且，那次我刚刚坐稳，总编就派采访回来的记者来“帮助”我了。他们认为禁锢我是理所当然，而因禁锢造成的没法单独写稿，他们一律归结为我成长太慢，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但是我只有忍，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不能太冲动而使一切应有的东西附诸东流。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多么渴望父母指点迷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可是父母除了伟爱之心，除了善良一无所有，他们甚至没钱请各位“前辈”吃一顿美餐！难道为了我的工作，我让父母借钱请吃吗？假若我个人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也可以，可他们都在学业中或初涉尘世！我又想起古净尘，他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他走后我一个人消受的竟是这种日月。我每天除了采访（陪访而已）就是不停地想，该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这沉重的思想压得我无法轻松面对一切。不得已，我致信活水，目前我唯一的知己说：

我热爱太阳，可太阳是有黑子的，黑子会使这个世界固有状态发生变化，让是非曲直变得界限模糊——我不知道这宇宙有没有什么力量会使黑子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