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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看她那么高兴，便问了一句：“诶，乌老师，那你儿子呢？”

我以为，乌老师肯定会更加自豪地说：“我儿子也是大学生，考的是XXX大学。”

可我没想到，我这话一问出去，乌老师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她看了我一眼，有些尴尬地喏吔了一下，说：“儿子没考起。”

紧接着就上课了，我也没在意，便回了教室。可自打那以后，乌老师便开始针对我，处处跟我过不去。我找李薇问问题，她说我骚扰女同学；我在书上做笔记，她说我不听课，在书上鬼画桃符。反正我干什么都不对，还经常有事没事将我叫到她办公室去站着，一站就是一两节课，我本来追上来的成绩，被这么一折腾，“呼啦”一下子就垮掉一大截。我开始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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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9　回

更新时间：2009…11…4　10：28：02　字数：1474

我的慌乱一方面来自自己学习成绩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乌老师对我的“制裁”。

在我们上中学的那个时候，老师是一个有着耀眼光环的职业，就学生和家长们而言，老师是不会有错的，而且老师是不会无故冤枉学生的，就更不要说制裁学生了。所以，当乌老师一各种手段“折磨”我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对我的父母讲，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都是因为我的过错而导致的，我告诉我老爸、老妈，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乌老师对我的“折磨”分很多种形式，当然，在她对我正式进行“折磨”之前，她首先撸掉了我的班长职务。毫无征兆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将我的班长职务撤了，然后任命刚刚回校复课的关怡当了班长。

其实我无所谓，虽然我是班长，但这个班长其实也就是挂个名，没什么实际意义，她的这个举动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损点面子。那样的时候，面子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我只求自己能做得好一点，以便能避免受到进一步的“刁难”。

但我的这个心愿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彻底地摧毁了。乌老师开始还只是让我站办公室（她没课的时候，会经常这样做，一站就是一节课，甚至两节课），在她的课上，就让我站在教室后面，甚至会把我赶出教室，理由千奇百怪，反正都是说我的不是，什么在书上乱画（其实我是在做课堂笔记）、拿与上课无关的东西（我拿铅笔刀出来削一下铅笔而已）、回答不出她的提问（根本就不是那堂课上的东西，问出来我肯定很茫然）等等。

到最后可能是觉得这还不能摧毁我的自信，便开始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奚落我，言辞极端而犀利，完全把她在文革时期的那一手拿了出来，这还不算，还在其他科任老师那里去说我的不是，什么脑子有问题、思想下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下流了）等等，害得好些科任老师都拿一样的眼光来看我。更甚的是，她居然去校长那里说我精神有问题，弄得校长都找我谈了两次话，但好在校长还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谈了两次话以后，发现我并不是她说的那样，便鼓励了我几句，让我好好学习，不要和乌老师对着干。

我真冤那！我哪有和她对着干呢？我敢和她对着干吗？我不就是问错了一句话吗，而且那句话还是我无心问出来的，可就这个原因，我都是到了高三才才得以知道，原来她那个儿子是个傻子，别说考大学了，连个小学都没念完，二十多岁了，生活都不能自理，被安排在科研所打扫院子，这还得益于她老公是科研所的后勤，相当于福利照顾。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留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在面对重大变故的时候，沉稳的心里承受能力。时至今日，我也经历不少事情，也不乏一些重大的变故，可每每在这些变故面前，我几乎都能很镇定地面对，并切最后从容地将其化解，这不能说是与高二那段时间的“训练”没有关系的。

如此一想，我这心里曾经积压的那份怨恨，便也彻底的消散了。所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本来这快乐的事情就不多，又何必要将这些不快乐的事情留存在脑海里呢。我快乐，是因为我不记忆仇恨！

在当年那样的情形下，我唯一还记得的，便是要保住我的成绩。我觉得这是当年让我支撑下去的唯一动力，于是在应付了乌老师的万般刁难和折磨之余，我把在学校的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了与李薇和袁晓晗商讨学习上。

每天课余时间，只要不被乌老师叫去站办公室，大家就会看到哦我们三个在一起学习的场面，那时候真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而李薇和袁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