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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非典’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非典’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

第706章错误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