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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朝廷和尚在病榻上的慈禧太后狠坑了一把，一时名声扫地的曾国藩进退两难。在这个万分尴尬的时刻，曾国藩选择了后退，他也看出来了朝廷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上奏说身体不好，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

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的健康每况愈下，眩晕、呕吐成了常事。正好朝廷也想换人。李鸿章成为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却调任两江总督。

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很好的选择。

曾国藩背负着历史罪人的大山，离开了天津，而剩下的事情由李鸿章负责处理。其实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处理意见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他能做的就是在细节上再讨价还价。

李鸿章外交能力堪称清朝末年最强的，无怪乎他执政后期外国人视他为“无冕之王”。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俄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抵偿人命。

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20名减为16名，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而在对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的“痞子工作法”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偷偷派人将原来关押的16个死刑犯，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

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判的具体人是谁，只要人头砍够就行了。别看这都是些“小动作”，可给李鸿章带来了不错的口碑。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一步一步走上权力的顶峰。而曾国藩却从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两年后抑郁而死，终年62岁。

因为跟洋人打了不少交道，所以特别关注来自列强本土的消息。

普法战争他知晓，那还是通过俄国人才得知的，可具体情况就不甚了了拉，没想到却从广州的报纸上看到了战事详情，同样对新近在欧洲崛起的普鲁士震惊不已，不知道何时冒出这么一个强大国家。

也是通过两广发行的《广州官报》，李鸿章才了解了远在欧洲的普法战事详情。普军动员计划周密，由铁路运输部队，至去年7月底已于边境集结3个军团约47万人，火炮1584门。

1870年8月2日，法军以3个师在萨尔布吕肯地区首先向普军发动进攻，但并无有力的作战行动，仅同敌人前卫部队进行一些小规模接触。普军旋于1870年8月4日转入进攻，越过国境。

法军在边境地区不利的阵地上迎击普军的进攻，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第三军团以10倍之众在维桑堡会战击败法军杜埃将军的师（1870年8月4日），法军死伤23％、1870年8月6日两军在沃尔特再战，法军重骑兵发动勇猛的冲锋，但普军卡尔·腓特烈亲王的第二军团有13万，重创麦克马洪元帅的第1军4万人。

同日属于巴赞军团的法国弗罗萨尔将军的第2军也在福尔巴克被普军第一军团以压倒的人数优势击退，敞开了进入洛林的大门。

战后有一个战役间歇期，由于普军主力也未能充分展开，不能连续进攻，乘胜追击。而法军虽由于战前准备不足，在边境地区会战中打了败仗，但主力并未受到普军的重大打击，损失有限；同时边境的阵地是为进攻而设的，根本不适于防御。在这种态势下，法军主力理应有计划地撤向战区纵深，补充兵员，调整部署，待机与普军决战。

但是，初战失败后立即产生政治影响，埃米勒·奥利维耶垮台，8月10日夏尔·库赞·蒙托邦组阁，此人已经74岁，属于皇后为首的主战派。由皇后摄政的巴黎政府出于维护本身统治的政治需要，一再干预前线指挥员的作战部署，阻止一线部队向战区纵深后撤。

而身在前线指挥的法皇竟然也附命巴黎，从而铸成了自吃苦果的大错。本来由法皇指挥的主力莱茵军团，最初已下令向战略腹地夏龙兵营退却，但巴黎政府却认为，如果军队一撤退，首都就要造反，坚持不应后撤。

于是，在1870年8月9日，法皇改变了原计划，停止部队撤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梅斯。1870年8月12日，疾病缠身的拿破仑三世把莱茵军团的指挥权交给了巴赞元帅。

然而巴赞只有匹夫之勇，并无良好的指挥与战略能力，他犹豫不决，时而决心退向夏龙与麦克马洪会合，时而决心在梅斯防御。当最后决定向夏龙撤退时，已丧失时机，普军已逼近。

经8月16日的马斯拉图尔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