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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阿古柏立波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长子玉素甫的之子，亦是布素鲁克的堂兄买买提明即位，号称“卡塔条勒（卡塔尔勒）”。

第二年，由于卡塔条勒也不安心做傀儡，故当傀儡还不到4个月就被阿古柏暗中毒死。同时经过反复争夺，阿古柏终于击败了热西丁，夺取了阿克苏，统一了除库车之外的南疆。

1867年5月，随着阿古柏的不断胜利，他觉得不再需要傀儡了，于是他宣布取消“哲德沙尔汗国”，建立“洪福汗国”（又称“毕杜勒特汗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badaul…etqazi）”，即汉文史籍上的“毕杜勒特”（英语：badaulat，或译为“毕条勒特”，“毕调勒特”，意即“洪福之王”）。5月，攻占库车、库尔勒，侵占南疆。

“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为设立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该政权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次年阿古柏也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

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阿古柏的主要支持者，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族叛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为止，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阿古柏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

新疆的变故震惊朝野，让吴可哭笑不得的是，因此朝廷还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基于历史的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

中国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

而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中国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遂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

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平复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边疆危机叠生，尤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为甚。

解决何者为先，重臣们各抒己见，分歧明显，逐渐形成“片面海防”“片面塞防”和“海塞并重”三种声音。

于是，让吴可感觉有些可笑又可悲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兴起。

而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新疆之变，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

与此同时，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有进犯台湾之意，于是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

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而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

另有“片面塞防”以湖南巡抚王文昭为代表，认为“我师退一步，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而“海塞并重”前有林则徐后有左宗棠，林则徐有广东“硝烟”和新疆“平乱”之体悟，深知“海塞并重”不可轻费。左宗棠师承林则徐，驳斥李鸿章“停撤西塞用兵、饷银挪用海防”的观点，认为新疆不收复，蒙古难保，提出“并重”主张，避免专注偏向。

作为左宗棠的坚定盟友，两广总督吴可自然也是‘两面兼顾’的支持者。

作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