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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佩服。”而魏元坤则笑着说道“哪里哪里。”而心里却想，怎么样，镇住你了吧，我还没跟你说我见过你呢。魏元坤这么想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当年他上小学时就是面前这位给他做的报告，而这件事情，只有魏元坤知道，而刘臣自然不会清楚自己身后发生的事情。

一想起马上要见到传说中的英雄，魏元坤的心中不免有些激动，脑子里不仅回想起后世朝阳史志中对郭文联的记载：

郭文联，原名郭文明，喀左蒙古族自治县草场人，1912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为人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深得乡邻信赖。

1933年日寇侵略魔爪仲到凌源、建昌、喀左县各地大肆烧杀抢掠，激起了他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烈火，更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热忱。1935年他年方23岁时，就毅然举旗起事，展开了反满抗日活动。

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经过数年与日伪军警的战斗，声威大振。不少警察分驻所和地方的伪甲长，对他们十分惧怕，只好明为日寇效劳，暗为仁义军送子弹，送情报，为其活动提供方便。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郭文联不幸被捕，在监狱中，郭文联仍然不失英雄气概，为表坚决抗日之决心，显示中国人民的骨气，坚决不吃日伪监狱做的饭，日伪警察不得不去建昌街上给他买饭吃。日本鬼子想用软化手段收买、劝降，遭到郭文联的严词痛斥。以后又用残酷手段，严刑拷打，逼他认罪，郭文联更坚贞不屈，破口大骂，骂出卖他的凌如喜是“民族败类”，骂警察特务是“亡国奴”、“走狗”。义正词严地对日本法官威胁利诱予以驳斥，他说：“老子是中国人，我宁死也不能当亡国奴！”日寇软硬兼施的种种诡计都宣告失败以后，于1942年5月17日，特别治安厅作出杀害郭文联的决定，5月18日于建昌街北门外将郭文联砍头示众。那一天是建昌集日，日伪警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在山头和路口都架着机枪，放有重兵把守。把伪旗公署各机关的职员都集合到场，根据伪满高等法院指令：由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承德地方法院审判官、承德地区警察厅检查官和喀喇沁左旗建昌地区法院审判官共同“审判”。郭文联昂首挺胸走到堂前，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坐在堂下一条板凳上，对于敌人的无理审问，他闭口不答，予以蔑视。当法官宣布对他无理判罪时，郭文联立即站起来骂道：“你们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罪恶滔天，我打死你们日本鬼子，是为中国人报仇……”骂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好拿毛巾把郭文联嘴堵住，用汽车拉到刑场。郭文联到刑场上，更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敌人把毛巾拿掉后，他仍然骂不绝声。这时，日本刽子手石琢（外号大胡子）拿着战刀，先用战刀在郭文联脖颈上一试，郭文联回头一口，把石琢手腕咬下一块肉来。石琢又一刀把郭文联的头砍下，血注直喷起五六尺高。据老人讲，当时郭文联虽然人头落地，但尸身仍然不倒，鬼子汉奸见状都吓得半死，后来集体朝尸身拜了三拜，这郭文联才向后倒下。

这样的人无论在那里在什么时代，都够得上“英雄”二字，很快魏元坤就见到了原来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英雄郭文联本人，和他小时候想象中“身高八尺，腰围也八尺”的抗日英雄形象不同，这郭文联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的很普通的人，和这个时代很多朝阳汉子一样，身材不算太高，但显得粗壮结实，面色红润，双手生满了老茧，穿了一套在这个时代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衣服，而腰间大带上别着的两支没有准星的镜面匣子枪则显示出这是一位在绿林中以“管直”而闻名的一方豪杰。魏元坤等人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朝阳人，但是和这个时代的人却有了天壤之别，无论是精气神还是其他都没有一点可比性——一个是坚持抗战将近八年的草莽英雄，另一个则是从小生活在和平年代蜜罐里长大娇生惯养的少爷秧子，若不是都说汉语，恐怕都会认为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人——毕竟，在这个时代，放眼整个朝阳恐怕像魏元坤张昕王鹤这样“脸比好老娘们都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毕竟两伙人隔绝了几十年的时空，而这几十年的时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水土，生长出来的人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宾主相见，双方交谈的气氛十分的融洽，魏元坤虽说祖上并不是朝阳本地的，平日里说话也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从小在朝阳长大，本地的方言也是会说的，而此刻为了套近乎，魏元坤是满口的本地二分洋味，“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郭文联听见眼前这位“八路”的乡音，感情上自然是亲近了几分。之后魏元坤又亮出了自己的党员证，魏元坤王鹤和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