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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