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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

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因此在他们身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参加面试的同学，到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只有七八个人还常去，一年以后更只剩下我和清华的一个朋友。

（五）“体验中国”夏令营

毕业的时刻一天一天临近，我已经开始在隔三岔五地吃散伙饭了，结果又来了一个事情。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在暑期举行一个名为“体验中国”的夏令营，有二十多位香港的学生来参加，北大也派出二十多个学生，一对一地全程陪同。主持此事的是香港来的S女士，张锐和她很熟，所以竭力推荐我去参加。看了活动日程表之后，我觉得实在有意思——尽管只是在北京一地“体验”，但单单是每天的晚餐安排就煞费苦心，北京各个最著名的食府都有机会一一吃过去。假如我自己掏腰包，在若干年内是肯定没有这种奢侈的权利的。

夏令营开始之后，我们很快和香港来的学生成了好朋友。三周时间里边，我换了两个partner：在DUKE大学念政治学的Z和港大的K。因为彼此专业背景接近，所以我们总有很多共同话题。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引起了我此后长期的思考。而这些香港的学生，尽管普通话讲得不好，但也决不同于我们原先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并不亚于内地学生。我也想，虽然我们不停地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浅薄的商业城市，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是谁为华人世界制造了那么多的“流行”呢？在这些流行文化的下面，恐怕还是有某些深厚的积淀。

参加夏令营的大部分北大学生都是经济学的教育背景，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有趣。比如，政治学从来没有所谓“理性人”的假设，这一点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当我们在讨论问题甚至是决定乘车路线的时候，往往都会激烈地争论。这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演讲，也得到了和林毅夫教授、海闻教授等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接触的机会。他们有很多很精彩的思想，但同时也刺激我思考，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从我的角度来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或者是同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侧面？我因此决心读一些经济学的书，想弄清楚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其实，无论哪一个专业的大学生，都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正如日中天，而其他学科纷纷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实现本学科的“科学化”，这很有点像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学习英文的劲头。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的语言也成了精英们的“普通话”。尽管我认为坚守本学科的传统和特色是必不可少的，但经济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严密的思维逻辑也应该是共通的，尤其对于那些希望在学术上发展的同学。

夏令营还有一个竞赛项目。我们所有人被分为几个小组，大家在各个名胜地游览的时候，要认真阅读当地设置的英文导游说明牌，如果其中有文法错误就拍下照片来，并尽可能地改得地道一点，最后看哪一组找到的错误最多改得最巧妙。结果我们仅在故宫、颐和园还有天坛三个地方就发现了一百多处错误，实在让人汗颜。最后我们把“成果”做成册送到了有关部门，希望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再不会因为蹩脚的英文而闹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