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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是战争年代说的，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就是一个愚蠢的机制。单是愚蠢，没关系，问题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聪明极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试题考学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管教育的就一点没有意识，还认为自己很成功？近年来，在谈到教育发展时，教育主管与高校，往往都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包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这为多少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可能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

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

第11节：一级行政机构

熊丙奇高校合并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合并也自然成为一种政绩。大学其实成了一级政府，学校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难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

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