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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事吧，周郁飞？”

“没事，你继续说。”

陈筱的话语，似乎提醒着我案件中最关键的环节，那恰恰是我一直以来所忽略的。连日里，我一直被各种杂乱无章的线索困扰着，找不到完整的思路将它们串起来。陈筱提醒了我，必须找到源头，但这个源头又是什么呢？

我的脚步越迈越大，渐渐拉开陈筱，陈筱只能拼命跟在身后。

“首先时间，为什么在我们拜访的那天出事？”

“时间……我们……”

“其次是，琴声，为什么死亡前要弹钢琴？”

“琴声……为什么要弹琴……”

“其次是，福尔马林，为什么使用福尔马林？”

“福尔马林……为什么……”

“最后是遗书，为什么留下那么奇怪的遗书？”

“遗书……。奇怪……。”

我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盯着陈筱。

“你刚才说了什么？再说一次。”

陈筱似乎被我的神情惊吓住，缓缓说道，“遗书，为什么留下那么奇怪的遗书？”

“没错，就是遗书！”

我拉起陈筱的手，大步迈开，“陈筱，跟我走！”

“你不会现在要到船屋吧？”

“不是，去档案馆！”也许我要寻找的答案，就在那里。

我拉着陈筱一口气跑过了两条街，再经一拐角，就到了档案馆。陈筱因收集资料、编辑文稿需要，时常到这里拜访，与管理员混得很熟。漂亮的女生，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受欢迎的。

“我们要找什么资料？”陈筱不解，

“闽福号的海难，这么严重的事件，当时的报纸上一定有所记载。”我看着摆放在面前一排排地档案，有些不知所措。“这里这么多档案，从哪里开始找呢？”

“厦门日报在这里！！”陈筱迅速找到了存放《厦门日报》的档案架。“这里是1973年到2003年30年来的厦门日报，从哪里开始找？”

时间，闽福号海难的时间是？张志耀的证词涉及的时间比较含糊，只说是20多年前，我记得陈科文曾经提到相对准确的时间。

“1978年！找1978年的报纸。”

陈科文说过，1978年前后，后来又说，就是刘永福到鼓浪屿那一年。而我记得陈筱曾经提醒过我，刘永福1978年登记入驻的船屋，因此是1978年没错。然而进展并不顺利，《厦门日报》上并没有对此次海难做过任何报道，于是我们又翻来了《晚报》，《新华日报》等其他新闻类报纸，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依然是一无所获。

难道此次海难，根本没有被报导？这似乎不太可能？

“不行，不行。”陈筱瘫坐在地上，擦拭着额头上冒出的汗，“跟本就找不到闽福号海难的记录，会不会是他们记错了，跟本不是1978年。”

“你说什么？不是1978年？”

陈科文的证词，的确指的是1978年，如果不是1978年，那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张志耀提到过，郭桓仁将六个月大的婴儿交给了刘永福。那应该是……1976年8月份的事情。为什么张志耀和陈科文的证词间存在差异呢？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而忽略了细节，还是有人特意撒了谎？

“1976年8月。”我斩钉截铁地说，“海难是在这段期间发生的。”

各大报纸，都详细记载着这次海难的经过。那是发生在1976年8月21日的夜里。不同的报纸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了报道。以下是这些报道的片断：

1976年8月22日的《厦门日报》只有简短的描述，标题是“惊天海难，闽福号深海触礁”，内容如下：

“于前日（8月20日）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出发，返回厦门的闽福号客轮，不幸于昨日（8月21日）在南海海域触礁，目前抢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在附近作业的渔民描述，闽福号触礁后，有不少乘客通过救生艇逃生，被渔船救起。”

1976年8月22日的《晚报》做了较为详细的报导。“闽福号触礁沉没，船长下落不明”。

“于昨日夜里触礁的闽福号，在短短的2个钟头内完全沉没。经印度尼西亚海关详细统计，船上共有乘客87名，其中印度尼西亚公民32人、马来西亚公民24人，中国公民13人，台湾同胞8人，香港同胞6人，澳门同胞4人，船组人员18人，全部为中国公民。目前已有45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