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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是南京三中，因为文科成绩还不错，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只要能分到文科班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那时年级里就一个文科班，那个文科班就是重点班（还有一个理科重点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时，我们的年级长，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不让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总分，语文一门考得再好也没用！后来听坊间传言，这个政治老师特别讨厌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亲口说，文科班里他认为最漂亮的四个女生都跟孟非关系好（他太抬举我了，这个真没有！）。结果这位年级长死都不让我进文科班。

应该说南京三中这个年级长给了我黑暗的中学时代里最黑暗和痛苦的体验。他的长相跟冯巩实在太像了！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回忆。后来听很多文科班的同学说，年级长最喜欢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经借了这个女孩儿的笔记回家抄—同学之间借个笔记抄一下很正常吧？结果没两天，“冯巩”竟然晚上冲到我家里把那个女生的本子要了回去。当时我震惊了。后来听很多学校的前辈说，“冯巩”老师以关心学生，特别是关心漂亮的女学生而闻名于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待不下去了，于是被迫转学到了南航附中。

现在我回忆起我念过的三所中学，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学时代最温暖的地方。当时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师对我很严厉，但人非常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一中的老师对我都很好，现在每当一中校庆，我基本上随叫随到。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我的学校，虽然我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怀感激。其实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冯巩”老师，如果当时他网开一面，让我上了文科班，说不定我就考上大学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就决定了一生。

3、注定失败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造成我成绩差的原因，除了自己不开窍、不努力的主观因素外，和父母闹离婚也有一定关系。

那段时间父母很少过问我，他们工作也忙，家里经常没人烧饭，我就在家对面的金陵职大食堂打饭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瘫了，还硬撑着去打饭。勉强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饭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头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们回来，才把我送到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住院了。后来我妈一想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到了高三我被迫转学，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开始抽烟。抽烟是坏学生的标志，我那时很享受这种堕落的标志。当时我经常抽两种：长支的过滤嘴“天星”，一块零四分，看起来很高级；另一种是看上去更高级的硬壳烟“长白参”，一块八。除了抽烟之外，那时我还和另外一些坏学生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零用钱的，只有跟女同学借，而所谓的借，其实根本就不会还的。

有一次，从外校转过来一个女生，烫着大波浪，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一看就是标准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开口向她借钱，想不到她不仅立刻答应，而且连整个钱包都给了我，里边竟然有五十块！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挥霍好几天了。我看着钱包，忙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十块就行。”我那几个狐朋狗友为此骂我，但我坚持只允许他们用了十块钱，剩下来的钱第二天都还了回去—盗亦有道，我跟他们相比还是有底线的。

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日子过得很快，直至一九九〇年高考结束，我上大学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已经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作为一个高考失败者，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我高考失败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们一方面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没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什么悲剧降临的感觉。

在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之后，我又和几个混混朋友玩儿在了一起。不过，我本能地觉得，我骨子里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一样，但我确信，就是不一样。混了几个月之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专自考班，但只上了一学期，江湖朋友们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第八章印刷工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当时我觉得，虽然只是工厂，但毕竟是江苏广电本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