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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厂里有个小福利，每周印完报纸之后，厂里会给每个工人分几沓报纸，具体数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能卖个十来块钱。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印刷工也算不错了，毕竟每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块钱。拿到这点福利报纸后，大多数职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卖，一般都是在家门口的小店换点儿烟酒之类的，而我这样的进步青年是把厂里发的报纸兑给我家门口的报摊，换其他报纸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郑。

每次印完报纸后都要打扫车间，这活儿一般没人想干，大家都恨不得赶紧换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扫卫生。只有小郑每次都自告奋勇，说：“你们走吧，我来。”他这样高风亮节，让我们感动了很久。

然而，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他抢着打扫车间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能偷偷从车间里多拿点儿报纸出去。多拿点儿也就算了，他还不像其他人那样一次性兑给小店或者报摊，他竟然自己拿着到街上零售，为的就是多挣几个钱，结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厂长撞到了，厂长当场质问他怎么有那么多报纸。虽然这事儿后来不了了之，但小郑的“高风亮节”也成了厂里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大家笑话小郑其实不太厚道，他那样做虽然不对，但不就是为了稍微多赚点儿钱嘛。那会儿大家的工资就三百多，过得都不容易。而且听说小郑家里也比较困难，那时候厂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他只抽一块多的最便宜的那种，平时还经常蹭别人的烟抽。我挺乐意他蹭我的烟抽，因为他很愿意帮我跑前跑后，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我值班的日子不那么痛苦。

在那时我们宿舍里连电水壶都没有，只能在煤气灶上烧水，水龙头在一楼，煤气灶在二楼，我们用来烧水的是一个特大号的也不知道是谁丢在宿舍里的饭盒。我值夜班的时候要喝开水，每次都是小郑到楼下打一饭盒水，放到炉子上烧开之后，用棉纱包着滚烫的饭盒把水灌到水瓶里，再下楼打一盒水上来，再烧。要灌满一水瓶，他要楼上楼下跑八九趟。类似这样的事，由于蹭我烟抽的缘故，都是小郑包揽了。

后来我越来越不想值夜班了。因为连上印报纸的两个晚上，再值一个夜班，等于一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在厂里不能回家睡觉，太痛苦了。有一次一个同事悄悄跟我说：“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给小郑一包黄红梅，你让他一个人值班，他保证干。”一开始我有点儿不太好意思开口，没想到后来小郑主动跟我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值班没事儿。”我有点儿犹豫，怕被厂长知道。他又说：“只要你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赶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厂里就没事儿。”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跑下楼买了一包黄红梅，递给他连声说“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连声说“不客气、不客气”的时候把烟揣兜里了。

一九九二年春节值班又轮到我和小郑。大过年的总不好意思再留他一个人值班了，而且也舍不得过节的加班费。我到厂门口的小店买了瓶分金亭特酿（当时江苏的一种价廉物美的白酒）、两包多味豆、一包好烟，拎到宿舍里去。小郑依然勤快地灌满了一瓶开水，把一个脏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来。我把两包豆子摊在纸上，弄来了两个杯子，我们就一边喝酒，一边吃豆子聊天。楼下小店里有台黑白电视机，当时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声音放得特别大。我听到电视里的主持人兴奋得不行了，说：“我们向此时此刻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拜年！”我一听乐了，跟小郑说：“听，说我们呢。”

这就是劳动人民。

我在印厂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获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阶级意识，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这个社会我属于哪个阶层。

1、最累的活儿

当印刷工干的自然是体力活儿，而厂里最重的体力活儿不是印报纸，是卸纸。

每个月厂里都要进新闻纸，一大筒一大筒那种，我非常熟悉，小时候在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生活时经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辆平板大卡车开到车间门口，上面整齐地堆着一筒一筒的新闻纸，车屁股对着车间大门。每筒新闻纸都有大几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纸筒从车上卸下来，再推到库房里去。

当时我们用的有三种新闻纸，最差的是江西纸，印报的时候特别容易断，一断就要停机重新穿纸，然后重新开机，非常麻烦，我们最恨用它；比江西纸好一点儿的是福建南平纸；最好的是进口纸，纸质好，几乎不用担心断纸的问题。每次印报的时候厂长都让我们三种纸搭配着用，进口纸用得最少，印出来的都送到机关，江西纸印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