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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很多人去追寻真相，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还有“寻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动，只不过后来那些活动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一路上，我们一没事儿就逗老余，问他是怎么把彭加木给弄丢的，老余每次都特别气愤地说：“我说过一百遍了，我是给彭加木开过车，但彭加木丢的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他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在新疆给我们开车的这两个司机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牛的司机，不仅车开得好，还会修车，而且作为科学院的司机，经常给各种科考队开车，他们也具备了野外科考的各种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里宿营，露营地有没有可能发生雪崩，会不会发生泥石流，车怎么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类是可以食用的，什么样的云出现了就会变天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意识和常识。对他们来说，除了发动机坏了没办法修，路途中发生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听他们讲各种见闻，对我来说也是很开眼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但即便如此，去喀纳斯湖的那一路，两个司机还是经常要一前一后停下来商量该怎么走，因为我们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个山头，道路之艰险无以言表，经常开着开着就没有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比如，他们中一个会说：“你去年不是来过吗？”另一个回答：“我去年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一路上，我们经常需要停下来一起搬石头，填好路才能继续往前走。开不了一会儿，又停下来，把横在路上的树搬开。两个司机还要经常商议怎样安全经过那些大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

在新疆的三个月经历了很多次惊险的山路，喀纳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阿尔泰山脉上，在极其狭窄和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是手紧紧拉着车顶的把手，屁股悬空，一车的人看着窗外缭绕着的触手可及的白云，身上一阵阵冒冷汗—这要是掉下去了，可连根骨头都捡不回来。

在那样危险的路上，还经常会和迎面而来的卡车会车。眼睁睁看见白云深处缓缓冒出来一辆车，双方就对峙在了海拔几千米高的狭窄山路上。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两位司机都表现得异常淡定。双方司机下车，走到一块儿点起一支烟，商量怎么通过。解决的办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刚刚路过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凹进去的稍微开阔一些的地方，于是就近的一方倒车，慢慢倒到那里避让。这种时候司机们从不吵架—在那种路上吵架等于找死。商量好之后，一方慢慢地像蜗牛一样往后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开，等到了说好的地方，两车一寸一寸地交会，慢慢错开—我经常感觉到我们车的轮胎已经有一半到了悬崖外面，但每次总是安全通过。之后一身冷汗。在那样危险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几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万劫不复的惨剧，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翻山越岭和这样惊心动魄的会车后，我对两位司机的景仰真不止亚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那天，我们早上九点出的门，已经翻过好几座山头了，我总是问刘师傅：“还有多久到？”他总是回复我：“不知道。”后来老刘告诉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纳斯，但几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类的情况，路况根本无法预计，所以也就无法估计时间了。

不醉不归。

顶着早上的日头出发，到八九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新疆和内地有时差），我们终于到了喀纳斯接待站。当时喀纳斯还没有什么游客，当地也没有什么旅游服务设施，接待站的工作基本上是接待各级领导和像我们这样的摄制组以及科考队。当时到喀纳斯拍纪录片的多数是外国人，日本人居多。我们这个摄制组是国家文化部下面一个公司的项目，当时的新疆还比较落后和封闭，尤其是到了最基层的政府和牧区，只要听说是北京来的，都当你是中央来的。

我们到了落脚的地方禾木乡（布尔津县喀纳斯民族乡乡政府所在地），热情的图瓦族朋友宰羊款待我们。根据他们的习俗，宰羊之前有一个仪式，只有被念过经的羊才能吃，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嘴里念念有词。仪式后，我们就等着吃羊肉了。这时，我们面前已经摆上了酒杯，一扎白酒哐当放在桌子上，图瓦族朋友示意我们边喝边等。按他们的规矩，一个杯子大家得转着圈喝，每次也就是倒个小二两，主人端起来敬你，你必须一口喝下去，然后同一个杯子再倒这么多，敬下一个。然后再来第二轮、第三轮……

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当时年轻，喝起酒来也无所谓，结果这样转着喝，五分钟就是一轮，一轮一大杯，很快我就倒了。本来，快要喝高的时候，我还强撑着叫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