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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更加年轻的那一代人，即便让他说出张爱萍这个名字，恐怕也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当我读完张爱萍将军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时，应该说我的心情是非常震惊的，这种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张将军一生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与走过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迅速的遗忘——我们能够记住无数歌星与电影明星的名字，能够记住娱乐圈中各种离奇的绯闻与荒诞的“八卦”，却惟独对那些曾经为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们表现得如此冷漠，如果说《从战争中走来》以一位将军的“口述历史”，重现了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更重要的，作者也以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那个消逝时代的集体记忆。

这是一部由儿子为父亲撰写的传记，更准确地说，是两代军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与心灵对话。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将军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正因为他的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处处坚持己见的个性，从投身革命的青年时代开始，张将军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儿子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么，像张将军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就势必会常常开罪于人，也势必会被每一个时代身不由己地推上政治的风云浪尖。因为张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敢打敢冲的作风，在战争年代，他既不靠人际关系，也不靠投机取巧，他的人生道路虽然多有磕碰，还尚且能够自保，而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张将军的性格就很难适应错综复杂的现实，人生的跌宕起伏就成为他无可避免的个人宿命。

据张将军本人透露，他的一生经历过三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前期负伤，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革’在监狱里。”这三次非同寻常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反省人生的机会。尤其是十年文革，非人的遭遇让他的思想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逆境之中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张将军才真正认识到伟人政治的可怕，认识到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毫无保留地交在一个人手上，是何等的可悲，又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当然，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他才能在那个非常时期忍受折磨、坚守自己，“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并最终喊出了“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的肺腑之言。

作为一部由儿子写给父亲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最大的优点就是行文质朴、直言不讳。它不像文人的创作，更像素材的积累，其中既有弥足珍贵的细节资料，又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尤其在评价人物方面，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与我们所常见的同类传记迥然有异，显示出作者超人的胆识。当然，或许同样是因为儿子写父亲的缘故，作者在字里行间不乏对父亲的由衷赞美，少有对传主个性的冷静分析，而且，作者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过于浓厚，也在不经意间削弱了传记的史料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本书存在的一个小小的缺憾。

序　言

想给我的父亲写本书，这个愿望可以追溯到16年前。上世纪的80年代末，在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岁月后，我这个总参谋部的战役局局长，一下子清闲下来。那时，我的父亲张爱萍已年届80，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已近两年。我想，不如借此机会请他系统地谈谈自己的人生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我记录，编撰成书。我给上级打报告，迟浩田总长批准我一年假，他说：这件事很重要。

我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了。就像两个匆忙赶路的人，放下一切烦忧琐事，静静地回顾走过的旅程。在那些温馨的清晨和黄昏，我们坐在什刹海边那所居住了近40年的四合院里，听他一点一滴地回溯往事。父亲款款而谈，我间或提问，他时而激动，时而感伤。他的经历和情感，拍打着我的心灵，冲刷着我的思绪，我沉浸在不可名状的感动之中。不知不觉间，我为父亲录下了满满一箱磁带。

可是，当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40万字的初稿时，我突然发觉，自己距离父亲和他的那个时代还很远很远。就像父亲自己说的：“你就当故事听听吧，搞什么回忆录，书店里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