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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好像是在对我说：“不在于别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于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里干都没出息。当时书记是谭震林兼，但他专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书记，我和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开干部大会。我就讲，不管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是国防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问题。现在任务轻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3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心老死杭州！哪个不愿干可以报名调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从狂风激浪和战火硝烟中走来，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对是恬静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杭州地区没收的房产就由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门分别使用。说起司徒雷登，国人并不陌生，中学教科书中选用毛泽东的那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美国人，虽然，现在有人说这里多少有些历史的误会。这个大名鼎鼎的豪宅，父亲去看了看，他说，这怎么行？把它改作招待所。当年在浙江军区工作的林杰同志还记得：“负责安排的副参谋长赵俊解释说，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嘛！张爱萍说，什么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齐，不向美国佬看齐。”

我们搬到了万松岭，90年代我故地重游，这里已改为司令部的通信总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经过整理后，朱总司令、董老，还有少奇同志来杭州时都在这里下榻。后来我们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11号，住进去后又搬了出来。父亲说我不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服气，说你搬走了，其他军区首长不照样住？父亲一下子恼怒起来，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对父亲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在他的记忆中早就消失了。还是林杰同志回忆：改为招待所后，机关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边了，每当看到这座豪华漂亮的公馆，都感慨万千。不要小看了这点事，张司令员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中不胫而走，尤其在刚刚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对比国民党大员骄奢淫侈的做派，给这个人间天堂带来了共产党执政后廉洁务实的风气。

林杰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终身难忘的党课》，记述了当年我父亲给军区机关讲党课的情景。他说，我提了个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哪里？张司令的回答使我震惊。他说，除了党的纲领外，主要看领导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观其行。不要被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林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仍是那么新鲜，那么值得回味。”（注：《缅怀张爱萍》357页）

他可以按时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儿园去看望我了。记得他曾给我带来块巧克力糖，看着我把它吃掉。他走后，老师就惩罚了我。知道吗？你违反了纪律，家长带来的东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师平分给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独食，那好，以后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为吃不到别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为自己被逐出了这个集体而伤心。

那时正赶上三反五反，父亲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忆自己有没有占过公家的便宜，母亲说后勤的张渭清同志曾送过一支派克钢笔，父亲说，那要交出来。还有当时公家给每个人做一件便装，父亲说，顺便也就给你妈妈做了一套，这属于占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检讨，补交了钱。

这算是“赋闲”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我谈过他和陈老总有一段关于赋闲的谈话。大意是这样的：陈老总对我父亲说，人啊，这一生很难琢磨，这话是毛泽东讲给他听的。1943年，华中局有人告状，中央把他从前线召回延安，他以为毛泽东是要报在闽西时的一箭之仇。（注：在红4军时，陈毅、朱德同毛泽东有过分歧和争论，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职务）但毛说，人家要你干，你就干；不要你干呢，你就休息嘛！读些书，下下棋，你不是会下围棋吗？他这一说我就顿悟了……

父亲是不是也顿悟了呢？他没有说。当然，他可不像陈老总那样有高超的棋艺和雅兴。他只是说了句：“陈老总对我说，你这个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专注的领域。

浙江，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国，它几乎是地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份，但它所属的岛礁却又是全国最多的，达3000多个。它的海域面积超过了陆地的两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