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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也够干脆的！（注：当时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边的旃檀寺。彭在6楼，总参首长都在5楼。）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全军的司令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都在这里归口。清朝以后，编练新军，沿袭下来的习惯，通常是把军事工作分为三块，即军令、军政、军训。军令是指作战指挥系统，包括作战、情报、机要、通信；军政系统包括编制体制、兵员征集、武器装备、地方武装、部队行政管理和机关直属部队；军训则是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也有把军事学术研究包括进去的。我军是把情报单独分出来的，也就是多了军情，共四块。父亲在总参谋部是分管军事行政系统的副总参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彭老总要找他谈话的原因。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不难想见，一个来自团中央的小知识分子，走入骁勇彪悍的红军队伍时的尴尬情景。对于在血水里浸泡过的红军将领来说，这帮上面机关来的家伙，除了会舞文弄墨、喊喊口号外，还能干什么？即便是偶尔提起来，也是不屑一顾的神情，“你说的是团中央派来的那小子吗？”初创时期，不像现在行政上三六九等分得这么明确，团中央不敢说它有多么了不得，但它的级别可不低，共青团书记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少先队总队长也是中革军委15人成员之一。

父亲说，毕竟自己离开作战部队已经4年了，他申请先进红军学校。何长工是校长，安排他在高级系。但父亲的想法是，要带好兵，就要通晓基层连队的那些套路，他说，还是和连排干部一起受训好。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娄山关—遵义之战。

这是以红3军团为主打的一场硬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一渡赤水后，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彭德怀决定取消师一级番号，把他手下的残部整编成4个团，直接指挥。父亲的红11团担任穿插任务，要赶在敌增援前夺占遵义。但行至遵义城北十字坡时突然遭敌反击，团长邓国清负重伤，父亲即率一个连抢占附近的制高点，以压住失控的态势。也许是杀昏了头吧，往前冲的太猛，后续部队跟不上，敌人反扑下来，他四顾一看，周围全是敌人，只剩下了自己……彭雪枫1936年在红大学习时写过一篇短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片段：“因为过于狠心了，张政委一个人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