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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

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艰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和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领导干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做成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炸响原子弹，另一件是建成大庆油田。说到大庆，我想起了余秋里。我觉得，余秋里在中国石油工业上的作为，和父亲在原子弹上的作为非常相似。余秋里原是总后勤部政委，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称他“儿童团”，说他“精力充沛”，要他和年长他10岁的李聚奎上将对调，出任石油部长。这时的余秋里，可说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但是，当他用很短时间了解了中国的石油勘探状况后，几乎凭第六感觉，就决定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东北的松辽平原。当松基3井果然喷油后，他立即强烈地预感到松辽平原可能会有“大突破”，于是决定把1960年的石油工作重点转向松辽地区，并正式给中央写报告，请求1960年开春在松辽地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就这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场历时1000多天的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中诞生了。1963年，大庆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1965年，中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语言是：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当然，父亲也想去学。我哥哥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专门找了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哥哥从哈军工放假回家，父亲还要考考哥哥，但我发现他自己压根没有朝那张表上看过一眼。后来我哥哥说我讲得不对，他记得元素周期表上明明画了两个红圈，标示出了铀235和铀238。其实，他的确不需要下大力气去学这些。需要他们的是深入到第一线的吃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的是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和组织协调的领导艺术；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拍板的魄力和勇气；需要的是能够影响和鼓舞周围人的激情和信念；以及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2　周恩来和中央专委

在今天众多描写两弹一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毛泽东“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陈毅元帅那种“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顶酷暑、冒严寒，在戈壁滩上贡献自己青春的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的高层领导者们是如何来组建这支大军，指挥这项事业的呢？

光阴似箭，一转眼便到了1962年下半年，那份要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