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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40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