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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未谢,正是应了那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搬家不难,家都抄了几次,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家具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让搬。只是舍不得那点煤球,要烧炉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辆板车,干了一晚上。那时真年轻啊。
服务处派了辆车、几个职工,拉来了几件旧家具。跟随了父亲20年的司机老安特地跑来,张罗着叫他们顺带着搭把手。他对我说,总得表示一下啊。我没听懂。他说:“买上几瓶啤酒,大饼和熟肉,请大家撮一顿啊!”又说:“长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句:“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
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我把他抄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全文如下: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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