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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能执行断后任务，是光荣，也是信任！

不！毛泽东应当记得，起码他相信。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信任他，在金沙江畔托付了他这副重担。父亲对我说，长征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在他那首著名的长征诗中，只记录下了有限的几个地名：“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暖”一“寒”。

他孩子般的相信，金沙江的滔天巨浪，毛泽东不会不记得的。

他也常回忆起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回忆起自己那次打了败仗去见毛泽东时的难受心情：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今天你们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他回忆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叫他去组建海军，为解放全中国未雨绸缪；他那次给毛泽东照相，用的还是莱卡相机，底片和相机至今都还保存着。

现在，他们这些人，在毛泽东眼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的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吗？想打倒就打倒，想关押就关押，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他们之所以敢冒大不敬之罪，能够这样去做，敢于这样去做，不正是因为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吗？是毛泽东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代共产党员；毛泽东教给他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他们是不是背叛毛泽东？是不是丢弃了革命的理想，成了既得利益的官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那些鼠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去死！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父亲的心态是恬静的，他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时的那种委屈和困惑。他甚至认为，厄运这次又光顾了他，应该是个必然。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会发现历史会惊人的相似。

像1975年的这次整顿一样，1962年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错误进行纠正，其动因都不是出自于认识上、理论上的自觉，而是摆在面前严峻的现实。“饥饿规律”有时也是会逼得人们去突破“左”的理论束缚的。一方面在喊坚持三面红旗的口号，一方面在消减经济发展的指标；回归到生产队为基础；颁布执行《工业七十条》。“高速度”和大跃进被否定了；“一大二公”被否定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也被否定了；更不用说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摇了。

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