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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早在《内经》中即有“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脉实血实，脉虚血虚”及“血枯……故月事竭少不来也”等记载。《金匮要略》在论及虚劳证时，也有“面色白，猝喘陲，脉虚气短，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虚烦不得眠”等症状的描述。刘老认为脾肾两脏均与气关系密切，气与血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中医素有“气与血异名同类”、“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能生血”等论点。故在治疗上主张欲补血，需补气，欲补气则必须补肾健脾。另外，从“肾主骨”、“骨者髓之府，髓者骨之充”及“骨髓坚固，气血皆从”的论点出发，可知肾之盛衰实与气血之盛衰休戚相关，补肾即能培元坚髓生血，故刘老治疗本病除用一般滋肝、养心补血等方法外，尤其重视补肾健脾。

（戴岐等整理。刘惠民医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古代文献精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医宗必读·虚劳》：“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脏六腑，莫能外焉。而独举脾肾者，水为万物之源，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

《理虚元鉴·治虚有三本》：“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脾、治肺、治肾，治虚之道毕矣。”

第九节癌病

癌病是多种恶性肿瘤的总称，以脏腑组织发生异常增生为其基本特征。临床以肿块逐渐增大、表面高低不平、质地坚硬，时有疼痛、发热，常伴乏力、纳差、消瘦并进行性加重为主要症状的病证。

远在殷墟甲骨文就有“瘤”的记载。《说文解字》云：“瘤，肿也，从病，留声。”《圣济总录》说：“瘤之为义，留滞不去也。”对瘤的含义作了精辟的解释。而“癌”字首见于宋·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该书将“癌”作为痈疽五发之一。在古医籍中较多地结合各种癌病的临床特点而予以相应的命名，如甲状腺癌类属于“石瘿”，肝癌类属于“肝积”等，另外还有“舌菌”、“噎膈”、“乳岩”、“徽瘕”、“积聚”、“肠覃”、“肺积”、“伏梁”、“翻花疮”等病名的记录，有关记载和论述散见于各个时期的内、外、妇、儿、口腔等各科的医籍文献中。

中医古籍对一些癌病的临床表现、分类、病因病机、治疗、预后、预防等均有所记载，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说：“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真脏见，十月之内死。”所述症状类似肺癌晚期临床表现，并明确指出预后不良。隋唐时期对癌病分类有了新的认识，如孙思邈之五瘿七瘤，并对肉瘤提出告诫：“凡肉瘤勿治，治则杀人，慎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日：“若发肿至坚而有根者，名目石痈。”同时对癌病不易早期诊断、临床进展迅速、晚期恶病体质等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对中医外科五大绝症乳岩、肾岩、茧唇、舌菌与失荣已有记载。对癌病的病因病机多认为是由于阴阳失调，七情郁结，脏腑受损等原因，导致气滞血瘀，久则成为“瘕瘕”、“积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说：“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并强调了癌病以虚为本。关于癌病的治疗，有内治与外治、单方与复方、药物与手术等多种治疗方法的论述。明·王肯堂《证治准绳·积聚》提出“治疗是病分初、中、末三法”。明·张景岳《景岳全书·积聚》说：“凡积聚之治，如经之云者，亦既尽矣。然欲总其要，不过四法，日攻，日消，日散，日补，四者而已。”对积聚之治法作了高度概括。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积聚》把攻、补两大治法与癌病病程初、中、末三期有机结合，指出治积不能急于求成，可以“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方叙》日：“无论何处，皆有气血，气有气管，血有血管。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故治疗左胁、右胁、脐上、脐下、脐左、脐右的积块，均用膈下逐瘀汤。唐·房玄龄《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为我国手术治疗癌病的最早记载。

癌病是一常见病、多发病、难治病，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任何单一手段的局部治疗，均难以彻底治愈。中医药治疗癌病以扶正祛邪为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