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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动，甚至都不会再训斥我，我站在他的床前，握住他毫无生气的手，慢慢的蹲了下去，对着那张巨大的我曾经又恨又怕的手掌，对着那深深纵横的脉络，死死的咬住下嘴唇，泪流满面，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姐姐的状况还好些，只是没有什么精神，她的眼睛布满血丝，正如我一般。我拉着她的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反倒是她来安慰我，“洋洋，姐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个孩子平安的生下来，听到他叫我一声妈，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有拍拍她的肩膀，拼命的鼓动双腮，从不知道原来笑容是一件那么辛苦的事情。

父亲终究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了，我原以为自己会挣扎着瑟缩在一旁，躲在角落里看着别人在通知单上签字，就好像我曾经躲在姐姐身后看着那些从来不关心我们的人在母亲的单子上签字一样，心里默默地恨着他们为什么不给她多一次机会，怨恨着他们为什么要认同这并不公平的世事，其实不过是怨恨着自己的无能而已，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无奈，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世上原有着许许多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就好像出人头地，就好像平安幸福，就好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或是，想要回馈却又回馈不了的感情。

我在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细心的将底联留好，叠的仔仔细细平放在衬衣的兜里，我知道这将是父亲在这世界上表示他仍存在的最后一件东西。

病危通知单下的三天后，父亲去世了，自始至终，他没有醒来过，没有再看我一眼，连带着我心碎的“对不起”和“谢谢你”一起化成了随风而逝的烟，还有我小心翼翼捧在怀里的那个轻轻的罐子。

父亲的墓志铭上刻着生卒年月，就那样安安静静的躺在地下了，原来人的一生可以这样简单，两句话就概括了。

张叔和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朋友过来参加了下葬，张叔依然硬朗，或是让我看起来的硬朗，我们只是相对无言，都别过脸去，我不愿见他的老泪纵横，我怕，怕勾起我所有零零碎碎地痛楚，仿佛凌迟一般一刀刀，一下下的切割着，我是怎样的拼着全力站在这里，我怕我所有的不甘在老人面前决堤而出。突然想起很久以前不知是谁说过的话，人生在世，幸福快乐总是短暂，更多的是恒久的痛苦与忍耐，甚至是最后的麻木。

我在医院观察了半个多月，除了刚开始有些不适，后来身体慢慢的将息起来，毒瘾倒是一次也没有犯过，听说那东西只要用第二次就会上瘾，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内脏受了伤的缘故，反而毒品起到了缓解疼痛的作用——“否则痛也痛死你”——就好象杜冷丁一样，打得多了也会上瘾，我正好处于两个临界点之间。

但我知道，这并不代表我可以从此高枕无忧，我曾听到医生叮嘱凌萧粟，“他的精神很脆弱，要时时注意他的状态，肉体上的戒毒并不难，难的是精神上彻底摆脱毒瘾，他并不是自己主观上吸毒的，这样还好，不过也要注意，很多病人沉浸于毒品的那种虚幻的感觉中，误以为那是摆脱现实的途径之一，结果只能越陷越深。。。。”

我没敢听完，转身走了，安安静静的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

很害怕，非常害怕，我觉得此刻的自己好象只有一口真气提着膨胀的极大地氢气球，几乎已经到了极限，联系我的只有那根若隐若现的叫做“责任”的绳子，而此前我却未曾将其放在心里去过。

我甚至不敢去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或者是我到底该怎么样，所有的一切都曾在我脑海中疯狂的叫嚣着，而我无能去改变哪怕是些微的一点，所以我只好不去想，不敢去想。就好象过去那些曾经反复折磨着我的关于生存的意义生活的含义在我的脑海中突然偃旗息鼓，都变成了狗屁。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等待一个生命的降生，其余的时间便坐在那里发呆。

我越来越暴躁，没人在的时候做白日梦，有人在的时候就大发雷霆，姐姐的产期不明所以的退后，顺理成章的躲到医院去，而我因为脾气过于暴戾又拒绝吃任何调节神经的药终于被医院撵了出来——“谁的关系也不行”——医生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杨一板”，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准时发作，男女不避，主治医生说我甲状腺壮大，要我打刺五加的点滴，被我怒目视之，懒得管我。

凌萧粟对我的状况很担心，自告奋勇到家来照顾我，而原本照看我的杜楚宁和间或来的穆梓沁乐得不管，据后来杜说，穆梓沁被我的不定期发作气得血压升高，很是吃了一阵降压药，当然，我对此不感羞赧，我又没请他。可对凌萧粟就不一样，我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