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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顺想着应该去向皇上辞行。其实是用不着的，但在他毕竟有点不同。刘荣早安排了一个徒弟顶了文顺的缺，自己在暖阁外头拦着，说：“你当上头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理？”文顺明知道刘荣巴不得自己早点走，却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永承命他这么说的，心里又凉了半截，只得一路跟着两名负责看送的太监离了崇华殿。永承口谕里只说将他“发往陵园以充看护之役”，却被刘荣钻了空子，挑了两个心腹的手下，照着罪刑发配的旧例押送着上路了，只是没枷锁。

一路上车马是必定没有的，只靠两条腿走，文顺从没有出来过，看到街上集市喧闹，棉衣打着补丁的老头挑着担子高声叫卖炊饼和卤牛肉，又有许多卖冰糖葫芦的举着稻草捆，上面插了一圈，活像扛了个红刺猬，不禁感到熟悉的新奇，小时候的许多事也渐渐想起来了。他们在城东经过一家很有名的妓馆，穿着红绸裙子的姑娘才过午就倚在二楼的栏杆里看人，三个人出来的时候都换了便服，那十六七岁的雏妓拔下鬓上簪的一朵新鲜月季花，“啪”地丢下来，正打在文顺脚边。文顺吓了一跳，抬头往上看，那姑娘却愣了愣，眼睛里忽然欣喜起来，漾出了笑，扬着纱绢的帕子高声叫：“公子是外乡远路来的吧？看着面生呢。快上来喝杯酒，姐妹们慢慢儿地告诉你什么地方才好玩！”文顺窘迫地红了脸，连忙地把头低下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大约是皖南的乡下，父母都在饥荒里死了，不是饥荒就是疫灾。收养他的那户人家总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打发他，却从来不说他生在哪个镇哪一村，他也猜过，其实也许他们根本没死，只是因着什么理由才把他卖了，要么就是送了人，越这么想就越觉得是真的。那户人家姓杨，他也就跟着姓杨。杨家的老婆一直没生过孩子，却在他十岁那年忽然怀了一胎，隔年养下来是个儿子。有了亲生的子嗣传香火，抱养来的自然就嫌碍事了，文顺瞧得出他们渐渐带搭不理，又常唉声叹气说现下年景太差，只靠一个男人怎么养得起这么一大家子。杨氏有时在饭桌上便抹起眼泪来，絮絮叨叨地骂她爹娘当年没长眼，王

举人明着提过要讨她去做小，要是当初上杆子一顶轿子抬了去，也不会现在穷得连胭脂水粉都买不起。又恨文顺年纪还小，如果再大几岁，就去城里找个杂货铺木匠坊当学徒帮工，好歹也能赚回几吊钱，不至于吃白食。她这一哭，文顺就连饭碗也不好意思再碰了，听了几次，就赌气离了杨家，到西京来谋生。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要力气没力气，要个头没个头，太累的事情也做不了。杨家最初还央着王举人的儿子写了几封信来，问他找到什么活计没有，过了几个月，索性连信都没了，只当自己没养过这个儿子，从此再就没有了消息。文顺困窘无助，只差去讨饭，有一天在茶馆扫地，听见两个散客谈论南门外两个刀儿匠，说到“这年头在外头摆摊子卖艺，还真莫不如心一横，把命根子舍了去宫里混口饭吃”。这话莫名其妙地在他心里生了根，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就真做起来了，等他知道后悔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其实现在想起来，当初似乎并没有多么走投无路，也不一定非要进宫不可，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明明不是很向往的事，却常常铁了心地一条路走到黑。

等出了城，人烟就渐渐地少了，因为这季节的缘故，草木都枯着，风沙像刀子似的割脸，到处都是凋敝和衰败。直到天全黑了才遇到一处驿站，文顺从没走过这么多路，只觉得腿都要折了，又在数九寒冬里吹了一整天的凉风，连是冷是饿也觉不出来了。当晚就吃不下东西，只喝了半碗白粥，到了夜里身上沉重，头昏眼晕，略动一动就像要裂开似的疼。文顺心里揣度，这么着怕是要病起来，但是到皇陵正经还有四天的路要走，不禁惴惴不安，强逼着自己合眼睡下，没过多久就被人踹着床板折腾起来，说要赶路。

两个太监平白无故摊了一场遭罪的差事，心里老大的怨气，只想早点交了人回宫，文顺只得跟着硬撑着往前走，荒郊野岭里过了一天，情状更加重了。到晚间睡觉时，文顺朝驿馆的人问附近有没有大夫，被一个押送的太监听见了，阴阳怪气地道：“小爷，出了皇城就甭这么娇贵了，这穷乡僻壤的上哪去找大夫？少不得又耽误一天的路。咱劝您快点歇了，早一日把您伺候到园子里去，咱也早一日交差不是？”文顺没力气和他辩，因为摸着额头上滚烫的，以为是风寒，就向厨房讨一碗姜汤喝了，第二天起来似乎觉得头疼好了点，但是又添了胸闷的症状。

捱到陵园，文顺去找了个大夫瞧病——因为这里人少，连医馆也没有，只有两个早些年获罪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