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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十分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最好还是私下处理。可是，从我们谈话以来，这事现在给了我某种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你真应该好好酬谢我。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那些寻找你的人也许都是越出安全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范围的人。”

“可以商量。你对那女人说我正在去你办公室的路上？”

“一刻钟就到。她叫我在电话上等一会儿，她马上就回来。她显然又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她的最好指示，要我把你留在办公室里，直到有人找到我秘书那里询问一件有关苏黎世的事，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点下头或做个手势把你指给那人看，因为不能出差错。那个人当然来了，然而，当然啦，你根本没来，所以他和他一个同伴在出纳的柜台前等候。听了你的电话说你准备去伦敦，我便走出办公室去找那个人。我的秘书把他指给我看了，我就去告诉了他。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啦。”

“你有没有因为还得有人来辨认我而感到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觉得过分。卡片是一回事——电话，不见面的联系——可是直接参与。公开的，就象这件事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那个女人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

达马克清了清嗓子。“她明白表示，她所代表的一方——实际上卡片本身已经证实了那一方的地位——会记住我的合作。你看，我什么也没保留……他们显然不认识你的相貌。”

“一个曾在苏黎世见过我的人在银行里面。”

“然而他的同事们不相信他的眼力，或者也许不相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只是一种观察，先生。那女人的固执。你必须懂得，我坚决反对任何公开的插手，那不符合卡片的规矩。她说没有你的照片。显然撒谎，当然啦。”

“是吗？”

“当然。所有的护照都有照片。哪有移民局官员不能收买或者欺骗的？在护照管理室十秒钟，一张照片的照片。办法是有的。不，他们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

“我想是的。”

“而你，”达马克继续说，“刚才还对我些别的事。是的，你应该给我很好的酬谢。”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护照上的名字不是贾森·伯恩。你是谁，先生？”

贾森没有立即回答；他又在转手中的酒杯。“是一个可能给你一大笔钱的人，”他说。

“完全足够了。你只是位姓伯恩的客户。而我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要纽约的那个电话号码，能给我弄到吗？会给你一笔可观的赏金。”

“但愿我能，我看没有办法。”

“卡片上可能有痕迹。用低倍的放大镜就行。”

“我说了消掉，先生，不是划掉，是消掉——它被裁掉了。”

“那么还在苏黎世的什么人手中。”

“或者已经毁掉。”

“最后一个问题，”贾森说，现在他已急于离开。“它正巧关系到你，是唯一能使你得到酬金的途径。”

“这个问题当然只好听一听。是什么？”

“如果我不打电话就在瓦洛阿露面，事先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要来，你是不是要再打个电话？”

“是的。不能不理睬，那张卡片，它是有权势的董事会会议室发出来的。谁不理睬它就丢掉饭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拿到我们的钱？”

达马克噘起嘴。“有个办法。缺席提款。填好表格，书面指示，由一家正式的法律事务所证明和鉴定，那时我就无权干涉了。”

“然而你还是要打那个电话。”

“那是时间问题。如果一位曾同瓦洛阿多次打过交道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譬如说要求我准备若干张支取一笔他已经证实手续完备的国外汇款的本票，我一定照办。他会说他即将把填好的表格和不记名支票送来，这在税收太高的今天并不是罕见的做法。一个信使会在业务最繁忙的时间带着那信件前来，我的秘书——一位可尊敬和可靠的多年雇员——会直接把表格拿进来给我副签，信由我签名。”

“毫无疑义，”贾森打断。“同另外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一起。”

“对了。然后我才打我的电话，也许在打电话的时候目送那信使带着他的公事包离开。”

“你是不是凑巧想起巴黎哪个律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