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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扑哧”一声笑了说：“真的我心里好后悔，我总是管不住自己。”我说：“管不住自己也看情况的，在国内你一定就管住自己了，现实得很。”她说：“你想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说：“你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你从来就是那样做的。不怪你只怪我自己，男人争不来那口气就该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打废了也就打废了，谁叫他自己没出息呢？”她说：“你一定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没这样想，骗你是狗。”我笑一声说：“我也不指望你承认，你心里明白。”她说：“你这次就原谅了我最后一次，你考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过真的你太固执了，我没有办法。”我说：“没办法就用老办法，那也是办法。”她说：“那我倒不会了。不过医生说，我情绪不正常是正常的，我怀的是谁的孩子呢？我脾气不好你就体谅一点好不？”

也许，我是应该体谅一点，可我没这份心情。我也再懒得去装出热情的神态，我觉得自己现在有资格有理由不去尽这一份责任。于是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思文对我也不提更高的要求。我希望心中的冷淡会渐渐消失，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中却毫无变化。我对自己感到绝望，在恐惧中等待着现实的临近，这使我对生存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体会，人必须去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无可逃脱。我咬紧牙关硬撑了去面对现实，而且，我更加执拗起来。我已经把自己的坚持当作对思文的一种考验，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能坚持的也只有这一点点了。

思文说：“高力伟你越来越固执了，真的叫人没有办法没有耐心。”我说：“那你把惯用的伎俩又展现出来。”她说：“你心里对我有什么就明掏出来，也用不着转了弯这样表示。”我说：“你真要我说呢还是假要我说？我真说了你别又骂我打我。”她认真严肃起来，说：“那你说，说真的。”我也认了真说：“说了也好，不说透事情也还是那么呆着。”我看她的脸色还平静，说：“我这个人呢，有些怪毛病，我自己也挺恨的可就是改不了，我拿自己也没办法。我心里吧，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精神上压倒我的女性。其实压倒我又怎么样呢，人家比你强嘛，一个人总得实事求是！可明白了还是没有办法，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要不我到医院里去动了手术把心换一个算了。”她轻轻冷笑一声说：“你以为这就是男子汉了？你有本事把一切都操心完了，我多操心一件事我还算个人！我还愿意在家里做太太呢，和赵教授太太一样，看看电视、录象，开了车去超级市场，到健身俱乐部去呆半天，回来做做饭。我不愿意吗？可是行吗？行吗？你英语又不好，我不去活动靠你你行吗？”我说：“你讲的都对，因为我无能，所以我就该挨打挨骂。”她说：“跟你讲话好难，越讲越讲不清了。我也懒得讲了。”说着扭了头过去不再理我。

在旁人看来，夫妻之间为了那么一点说不上口的小事发生了激烈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很可笑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了解这种冲突的心理背景。我和思文也是这样。我和她之间有着一种隐约的对立，这种对立很容易地就引发一些毫无理由的冲突，这简直成为一种惯例了。冲突有时就在我自己也难以预料的地方爆发出来，真叫人防不胜防。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我一种习惯性的本能的反应，而思文，她的习惯性反应就是动手。医生的话使她放弃了任何克制情绪的努力，在这种理由下，她在事后也不再象以前那样过来请我原谅。我简直连想下台也下不去了，挨了打倒还要我去陪不是，那怎么可能？

有一次她问我：“要你给家里写信，寄本新英汉词典来，写了没有？”我说：“我不要，我没有写，我万一要查个什么字借你的用一下。”她说：“我的不借。”我说：“不借也可以，我就用自己的小词典。”她说：“你不写我写了。”说着提了圆珠笔就趴在桌子上写起来。我探头看她是写给我父母的，推一下说：“要写你跟你自己家里写，别跟我家里写。”想也没想到，她把圆珠笔一横就在我手背用力敲了一下。我痛得手一弹，连连甩着手说：“这圆珠笔是铁的呢，你下毒手！”她又趴在那里去写，一边说：“这还算轻的，下一次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对你这样的人还有第二个办法我就不这样了，你愿意说我下毒手就毒手。”我手背上红红的一道，热热的痛。

我伸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指了说：“你看，你自己看，肿了，肿了。”她看了说：“肿了？好，好。这样印象深些。”又有一次，晚上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她扬了手作势要打我，我说：“又来了，又来了！”她把手放下来说：“跟你这样的人讲也讲不清，吵也吵不清，一件简单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