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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八十六

在那两个多月里思文隔两三天必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凌志的进展，到哪里去玩了，话是怎么说的，当时是什么表情，都跟我作详细的汇报。看着他们的事渐渐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来。每次思文跟我说了这些，又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我跟谁去喷这些泡味！”她说：“反正你出去说了别人会连你一起笑。你呢，还给我牵线，我呢，还跟你汇报。别人当笑话一下子就传遍了。你知道中国人的嘴巴传话比电还快些，传回国内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时间。”

我没有料到思文对凌志会这样着迷。开始我还劝她小心一点，她说：“还用你说，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为我十八岁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诉我说：“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跟他们讲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么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说：“这个人我一点都不了解，全靠你自己。”她说：“你别怕负责，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又告诉我怕凌志打电话来自己不在家，新装了answer　machine。

有一次思文讲起凌志有点懒，我开玩笑说：“反正你不懒，两个人就调和了。”谁知她认真地说：“那也是的，他赚钱多一些，对家里贡献大些，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我说：“同志，你小心点，不要开始惯坏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变心了。”她说：“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国。”我见她都有点痴了，这么精明的人！只好说：“什么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个坏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说：“高力伟你当我是谁，反过来还要你来提醒？”过了几天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和凌志开车去渥太华玩几天。我说：“好是好，你小心点。”她没再说什么，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电话来，我说：“你回来了？”她说：“早回来了。”又说：“凌志有点奇怪。”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刚才他打电话来，说约了几个人明天到水上公园去玩。最后又说了一句，门票是八块钱。这不是提醒我带钱去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妙，也不好怎么说，只好说：“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说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华，钱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你能不能就来一趟？”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再说。”我把电话挂了。

在电话挂断之前，我似乎听见她叹了一声。我马上骑车去了。一进门，思文说：“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她告诉我，今天有六个人去水上公园玩，玩了一上午，又到凌志那里做饭吃，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出钱。她以为凌志请客了，还奇怪他今天这么大方。走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算一算帐，每人该出十七块钱。有一个人是北影的摄影师，凌志说他在餐馆洗碗收入少，又给大家剪了发，没收他的钱。讲完了她说：“他收入少，总还有点，我可真的是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凌志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意思，这还不清楚？”思文着急说：“你讲话讲清楚，不要讲一半留一半。”我觉得思文真有点糊涂了，怎么女人一染上了感情就失去了判断。我说：“你们的事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毕竟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她脸红了说：“都告诉你了。”我说：“也许我也讲不到点子上。”她说：“你说就说，怎么绕得这么厉害，我要发脾气了。”我说：“意思还不清楚，他把你只看作一个一般朋友。”思文点头说：“你讲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