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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峰愤愤地说：“那些尸体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我最看不惯你这样议论尸体的样子。其实这个案子有最好的突破口，你们如果把那些尸体当人看，只要找到那些尸体姓甚名谁的话，再顺藤摸瓜，就可以破案了。可是你们堂堂的公安局竟然一年多都找不出人家是谁，你们干什么的！？”

其实杨文峰一早就提出过这点，公安局当然也不糊涂，只是一年下来却在最重要的破案关键上毫无头绪，至今连受害人是谁都不清楚。梁科长低着头喝酒，自言自语地说：“我说杨文峰，我们生活在不同世界里。你觉得天经地义的玩意，我们却无法办到。这就是这个世界。”

“什么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杨文峰气不打一处来。

“世界也许只有一个，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不同角落里，不同层次里，我们看到的世界也自然不是同一层的。你看的和我看的就是不一样。”梁科长声音中有了些认真，杨文峰也安静下来，思索着梁科长的话。“如果是广州市城市人口失踪了，早有人报案，我们也可以对照尸体找到线索。可是，这十八具尸体显然都是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农村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广州，大多数人不使用身份证租房子，只是十几、几十人拥挤在一起，我们根本没有他们的任何资料。这样的人广州市往少里说至少就有两三百万。每天几乎都有人因意外或者疾病死亡，这还不算每天至少有十起失踪案件。可是就算他们报到公安局，我们又能够怎么样？这些民工，只要不闹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就算死了残了，谁又可以帮他们呢？这些打工者的家人又多在千里迢迢的内地农村，一般也就是逢年过节收到他们从城市邮寄回去的钱，才知道亲人在外乡怎么样、是否还活着。就拿我们这个案子中的十八具尸体来说，这些年轻的受害人的父母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早成为白骨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你杨文峰说起来容易，倒好像我们不关心受害人和其家属，你哪里知道我们的难处！”

杨文峰不再言语。大家吃完后也就分头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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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回到住处楼下，他打开信箱，里面只有一封李昌威的来信。李昌威保持每个月至少给舅舅写一封信，杨文峰也无意识地每个月盼望他的来信。不像两人在一起时的木讷少言的昌威，在信中他总是很“有条有理”的滔滔不绝。虽然昌威的这些“条理”并不符合杨文峰的逻辑，有些还让他觉得难以接受，可他每次都把外甥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渐渐的，昌威这孩子给了他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种是这孩子太简单，使用了简单的方式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使用了街边盲流的单纯和简单的眼光扫视神秘莫测的大千世界；另外一种印象则正好相反，他从昌威的信中隐隐感觉到这孩子“真不简单”，不简单得让这个有学问的舅舅都觉得深不见底似的。

上次他给姐姐打了电话，劝说姐姐同意昌威外出打工，他没有告诉姐姐他真实的想法，他其实是想让读了很多书的外甥能用自己的眼睛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他打开昌威的信。

舅舅：

我又自由啦，你给妈妈打电话还真管用，她同意我外出打工，我现在正和同乡们一起坐在到上海的火车上给你写信。

本来不想坐火车，有点贵，可是这段时间湖北境内到处是下岗工人堵截公路，还有农村一些喊冤的人抬尸体堵路，结果从家乡到武汉的长途车多走了八个小时才到。到武汉后，我们就决定改坐火车。

工人下岗后听说还有几百块钱，当然有的只有一百块，可是这也比我们八九亿农民要好得多呀，我们什么也没有，不是吗？有时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闹，何不像我们一样背着包袱到处打工去？是谁规定城市的人就一定可以当工人拿工资，农村户口的人就只能背着包到处流浪？这公平吗？农民抬尸体堵路我就有些同情，农民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只有抬着自己被屈死的亲人的尸体才能够引起当局的重视。

改革开放让你们城市居民先富起来啦，其中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纷纷移民西方民主国家成为先民主起来的一部分，哈哈，我看呀，我们这些农民打工仔打工女，离开土地也就先自由起来。这就是我们有人先富起来，有人先民主起来，有人先自由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然现在心里充满彷徨和迷茫，但总觉得有希望。虽然我知道自由是有限度的，但自由的感觉真好。在武汉火车站，我们一起买好火车票，可是却不许进入候车室，我们这些民工被安排在广场上的民工候车处。我上厕所时，看到他们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