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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事”，越富传统性的社会越重视“人”，所以学者指出：“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对官吏进行品位分类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49＇。中国的周代已发展出颇具规模的官员体系了，在当时它是贵族政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后世官僚政治的沃土和温床。在这时候，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爵级，以及与之相关的“命数”，就被用来标志贵族官员的个人身份并与“职位”分立，从而呈现为一种“品位”。爵级、命数决定了服章銮旗车马之赐和礼仪的等差，田邑人民的授予尤为大宗，它们都构成了“爵禄”，并往往可以终身以至世代享有。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同样是以“人”为本的“品位分等”，较之文官制度史的通例并无二致。

在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出现了二十级爵制。爵和官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斩一甲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甲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军功爵制令“有功者显荣”，贵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资格，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但另一方面，秦代仍是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的情况。“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为各种权益所归依，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汉旧仪》：“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二十等爵根据军功来授予一点，已突破了周爵的贵族传统；但在以身份为本上，它与周爵仍有藕断丝连、一脉相承之处。

到了汉代，不但卿、大夫、士之类“爵禄”等级被禄秩取而代之，就连二十等爵制也逐渐衰落下去了。俸禄制的普及与官僚制的扩张是同一进程，这一点众多学者都有揭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线索：先秦曾经出现过“年俸”之法，而秦汉禄秩的典型形态却是“月钱”，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异同样不可不予深究。这种按月授薪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周代的士大夫享有采邑、禄田，士大夫之下则有一批无爵命可言的胥吏，古称“府史胥徒”、“皂舆臣僚”或“官师小吏”。与采邑、禄田这种“长时段”的酬报方式不同，王朝对胥吏采用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时称“稍食”。田邑人民的占有是一种永久性的产业，而按劳取酬领取“稍食”，却是一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计，当然又更富于功绩制的意味。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在这个说法中，“士大夫”对应着“爵”，“官人”对应着“秩”，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战国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占有田邑为安身立命之所，我觉得这依然有“爵禄”色彩；同时日益普及中的俸禄则针对于“官人百吏”，可称“吏禄”。我们认为，先秦的年俸与汉代的月钱各有不同来源。年俸士大夫的封邑。最初由领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后来逐渐由国家代管，并代征代发邑中的租税；再进一步，代征的租税便演变为“万石”、“千钟”之类年俸了。至于月钱，则可以通过秦国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的等级与职事的简繁轻重相关，稍食多寡可以被用作职位的等级。秦汉俸禄采用月俸形式，而且以俸额标志职位高下，这明显是被“稍食”的形式所同化的；昔日用以待胥吏者的报酬方式，战国秦汉间逐渐用以待百官了。

战国秦汉间的社会转型是如此剧烈，以至被称为“天地一大变局”＇50＇。官僚政治的迅猛推进，伴随着一个士、吏分途的重大进程，它最终因秦汉的“文吏政治”而达顶点＇51＇。这个变迁，在俸禄、等级上也体现出来了。战国年俸是面向士大夫的，它与昔日的贵族采邑存在着渊源关系；而胥吏“稍食”的月俸的普及，显示的却是“吏”群体的崛起，其性质可以名之为“吏禄”。由商鞅变法时的“吏禄”看，“吏”群体已向上扩张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禄”的领地。秦统一的前夕，领取月俸的“吏”进而跨入“二千石”层次。这由下而上的进程表明，奉行“法治”、“霸道”的统治者，逐渐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这种“短时段”的酬报方式，更适应于秦汉官僚的流动性和更新率，更便于专制者对文武官僚任免驱策。“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标志等级的“吏”，才是皇帝治天下的左膀右臂。

“爵禄”逐渐让位于“吏禄”。随着爵位的买卖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贬值，最终沦落到了“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的地步。当然，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依然是对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