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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划分高级和低级文官的积极意义，所以某些现代国家中仍然有类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经反馈到南朝，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此期的制度传播和互动，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这种互动也存在于北齐与北周之间。西魏北周顺应魏末的滥授和“双授”，发展出了文武散阶并立的体制，并令官阶与军阶一致化了。对这个进步，东魏北齐拒绝了前者，却学习了后者。这与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创十八班，却拒绝了考课进阶制的做法相类，都属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接纳和排斥。西魏北周显示了浓厚军事立国倾向，承魏末积习继续向将士“双授”军号与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东魏北齐政权则继承了洛阳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倾向于维系“正规”和“常态”，包括散官的传统性质和文武职类的严格区别，当然客观上这反倒阻碍文散官的进化。

讨论至此，我们业已涉入“东西南北”（北齐、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动与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了。以往有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北朝在汉化进程中不断学习魏晋南朝，隋唐采北齐及南朝制度而不采北周。然而我们的南北朝官阶制研究，却提供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事实：北魏的官阶改革反馈到了江左，西魏的军阶改革反馈到了北齐。隋廷面对南北及东西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其官阶制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最终在唐初定型的文散阶、武散阶及勋官并立之制，最早是在北周初具形态的。概而言之，就“东西”而言，北周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南北”而言，北朝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

北周对隋唐的制度影响还不只散阶制而已，还见于兵制、爵制、法制、官制等更多方面。这说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水准虽胜北周一筹，但北周官僚政治也并非一无可取，其探索创造之中，仍然包含着足以令北齐取法和隋唐继承的地方。学者或说北周的政治文化精神对隋唐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大，或说宇文泰、苏绰改制有“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之功，这都可与“东西”制度异同优劣问题一并观察。至于在散阶制、考阶制，以至法制、监察制、学校制、均田制、府兵制众多方面，北朝都深刻影响了隋唐制度，则显示了北朝相对于南朝的更大政治活力。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就是在文学方面，到隋、陈对峙时北方也已胜过南方了。

在南北朝史研究上，学界现有“南朝化论”和“北朝主流论”二说。看上去矛盾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可以并存互补、相得益彰。“南朝化”论指出，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承南朝，而来源于北朝部族传统的那些特点则日趋淡化。这个论断符合各少数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的一般发展趋势，即“汉化”或说被华夏文化所同化的趋势。而“北朝主流论”则揭示，华夏政权每每周期性地由盛而衰，而振作衰颓的动力有时就北方少数族的入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体制的衰败时代，最终以北朝为其“历史出口”，就证明了这样一点。具体到本书对官阶制的考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唐初散阶的直接来源，北朝是“主流”之所在；但此期散阶发展以武号为主导，散阶的授予以武人为对象，这毕竟显示了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的“常态”。世入李唐，文散阶逐渐凌驾于武散阶之上，文臣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这便是“南朝化”意味的动向了。既非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也非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而是专制皇权所操纵的“士大夫政治”，最终主导了隋唐散阶的发展方向。

较之汉代禄秩等级的“职位分等”性质，唐代散阶制属于“品位分等”，但由前者到后者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演进，中间还隔着一道魏晋南北朝的曲折。在为中古时代区分了两种“品位分等”之后，便可为唐代散阶制更准确地定性定位了。相对江左五朝的维护士族门阀的“门品秩序”，我们把军阶和北周的文散阶另行称为“官品秩序”，后者更富于功绩制色彩。唐代的文武散阶，上承的乃是北周的军阶和文散阶，它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唐代以品级、本阶、勋官、封爵等与职事官相互为用，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复合体系，它为帝国的官员管理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正如王德权先生的论述：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而散位的高低具体地反映在各种官人待遇的等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高待遇。若将唐制特别强调考绩一事置于此一联系里加以观察，就显得是极具意义”，这“正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