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1/4 页)

点架子也没有，叔长叔短地叫。在我看来米达文并不像我们这些人诚实直爽。”

张问天停了停又说：“李二川他们刚吃过饭，天南葡萄酒厂的下岗职工不知咋知道米达文在招待所吃饭，来了四五百人把大门堵住了，有人还在那里骂娘，说‘当官的一桌酒席花几千，下岗职工没人管，毛主席你快睁睁眼。’真有意思，李二川他们都为米达文感到羞愧，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分别时米达文不敢从正门走，像贼一样从后门溜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说能帮忙就尽量帮忙，可惜连你的名字也没有记一下。他的秘书坐车从正门走，走到门口就被告状的群众拦住车，从车上拽下来和他论理，他急忙亮明了身份。群众知道秘书不当家就放秘书走了，还傻乎乎地在等米达文，他们真是对当官的抱希望太大了。”

王步凡听了张问天的话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希望也大打折扣，他觉得米达文的话等于和没说差不多，这一次去找他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心情一变，车窗外的景物也都阴暗起来，雨雾中的白杨和垂柳也是死气沉沉的样子，就像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那样憔悴哀伤。

王明道却满有信心，他知道当官的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的，哪会像老百姓那样一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啦！他认为米达文说出这样的话很正常，对这次天野之行仍充满信心。

王步凡从接触的那天起就觉得张问天的感情一直是压抑的，觉得他这一辈子肯定过得也不顺利，就岔开话题与张问天拉些家常。他问张问天这些年的经历，张问天就打开了话匣子，但话是对着王步凡的父亲王明道说的：“那天见王老师时，因为有正事我也没细说，我是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考上西南军政大学的，毕业时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共产党收容了我们那些学生，经过审查也都没啥历史问题，就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参加了工作，其实许多学生在学校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是党员的都得到了重用。我不是党员，被分配到水利部门去工作。五零年冬天傅作义来咱河东省考察水利工作，我就是五人考察小组成员之一，傅作义曾对我说将来河东省的水利工作就交给我去办，言外之意咱省的水利工作准备让我负责。后来一念之差误了终生。我在外学习工作四年了，加上解放战争期间形势多变，与家中音讯隔断，既然到了家乡，一心想着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一回家就坏事了。

◇欢◇迎◇访◇问◇BOOK。◇

第16节：第一章雄关漫道真如铁（16）

“日本投降后我二叔当了国民党的区长，四七年他杀害过三名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我二叔被镇压了。我回家之后，当晚就被那时的村干部抓起来了，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要向我讨还血债，决不能让我混进革命队伍中去。第二天就把我送到县里审问。其实县里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在那几十年里，每次运动都挨批斗，六零年生活紧张时差点把我饿死。七九年开始落实政策时天野还是地委，我找到天野地委书记边际求他帮忙，他说我的事不归地区管，我的同学井然是省人事厅厅长，让我去找井然。边际赠给我一些路费，我就到了省城。找到井然后，井然说这事比较难办，因为我那时的工作单位不在省里在水利部，应该到中央去找人。落实政策必须由原单位落实，其他地方没法落实。我说要是傅作义活着还好说，他已经死了让我找谁去？井然告诉我，我们有同学已经在中央当了领导，对老同学老同事很关照。他给那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让我直接去北京找，让水利部落实我的工作问题。我就怀揣着井然的信进京了，又通过工作人员把信递到那位领导办公室，之后秘书安排我在招待所里等候。他说领导很忙，一有空就会来接见我。我只好住下耐心地等待。

“我等了一星期，星期天晚上刚睡下，服务员来敲门通知我，说十点钟首长来见我。我急忙穿好衣服心情很紧张地等着。十点钟领导来了，几十年不见彼此都不认识了，我一说名字领导还有印象。因为事先井然在信中已经说明我蒙冤几十年的情况，领导首先表示同情，然后问我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我说老婆死了，儿子一个人在老家，还是回老家吧。他说他已经让秘书到水利部落实了我的情况，那里只有我的名字没有联系地址，因此水利部在落实政策时一直没法和我联系。领导让水利部已经出具了落实政策的证明材料，他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河东省统战部安排我的工作。临走时他说材料邮寄太慢，也容易丢失，让我还是自己带上为好，不过路上要小心，别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