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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一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定会被杀。在该亚法看来，耶稣显然是疯子，他甚至赦人之罪。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四、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

这就是我所谓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有些东西常被留在后面而避过了我们的哲学分析。当我们一进入伦理的范围，就觉得人只能走得这么远而不能再走。知识的范围，道德价值的范围，永不能证实。我们只能作创作性的猜测及获得暗示。对于这种人的道德性对宇宙的总反应，我们没有适当可理解的名称：有人称它为直觉，有人称它为信仰。

这种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学院派给它以“信仰”的名称，实在是一种悲剧。它对推理的习惯方式没有服从之责，而“信仰”一词却确实有某种已被接受的意义。因为“推理”是笛卡儿式及数学的，而那种不受这种推理管辖而排除狭隘及数学式推理的剩余区域却被称为“信仰”。于是一种理性及信仰的反对论便立刻萌发。这种信仰及理性的反对论一被建立之后，经常有把它神秘主义化，及把许多难以相信的东西，例如一个不可知的自主的领域、全然地神秘的、神圣的及圣洁的等等放在其中的试诱。“信仰”一字即使不是理性的否定，也曾达到差不多是理性的降服的意义。信仰也有硬化的、密封的、不能更易的，及用永远灭亡的可怕威胁来命令人相信的意义。信仰有强制人相信的味道，而在宗教裁判所的时代，它确是意指强制。那种曾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的恶臭，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恶臭，因此发生。人们能了解福禄特尔愤怒的抗议：“一个随便创设的机关有什么权利能勉强别人像他自己一样想法？”

这是一千六百年来神学在学院派的影响之下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要记得三十年战争和圣托罗缪大屠杀，以及斯宾塞在他生前不敢印行他的“伦理学”的几件事实就够了。你看一个人念成为神学的，便同时成为更固执己见；反之愈不虔诚的，却可以明白。这是为什么耶稣对文士及他当时的神学家说：“税吏，娼妓，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没有一个读过四福音的人，不曾看见耶稣对祭司及摩西律法教师时常显示出的强烈憎恶。

但世俗的哲学家都不称它为“信仰”，而称它为“直觉”。值得注意及有幸的事实，是西方人经过三百年吉诃德式知识风磨的刺激之后，当他一进入人的道德生活及道德行为时，即为普通常识在理性之外的剩余地区留下一些余地。最高级的事例是康德“实际理性的批判”及他著名的“最高命令”。（我的意见与康德相反，我以为称这些与已知的官感无关的“最高命令”为“纯理性”，称与自然事物发生关系的活动为“实际的理性”，较为清楚。）在西方哲学中的非常之事，是始自笛卡儿，他本身是一个数学家，为知识机构机械的切分内容的分析，建立一种新花样，写了许多卷其中上帝常有成为伟大的几何学家之势的，关于纯理性及实际知识限制的书籍。此后，那些和他同一类的纯理论哲学家们，一经进入道德知识的范围后，便立刻慷慨地抛去他们分析的利器，而倚靠在像“直觉”及“最高命令”（例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等名词，及我们生而具有，从普通常识产生，我们知道但无法说明的直觉知识之上。这样，那些后来的洛克、伯克里及休谟等，曾在佛后二十四百年，跟着做现象世界的分析而和佛表示同意，且在出尽了气力来进入了形而上学的纯化情境之后，跌在地上，除了两点结论外，抓不着更可注意的东西。那两点结论是：A，“合理”的信仰是以习惯、观察及经验的预料为基础。（休谟确是比洛克或伯克里好）B，有一种“道德意识”和直觉，及未说明或不能说明的良心的命令。

没有人曾不惮烦劳去剖析那个称为直感或道德意识的东西。它是上帝所赋给，是无条件的，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命令。纯理性哲学家立刻放下他们的工具而接纳直觉及道德意识为真实、可信、不必分析的证据。我对此绝不反对。但如果他们曾前后一致，把普通常识的直觉那个角式，例如你和我是否存在，一块儿回吃、同呼吸的问题，接纳入绝对知识的范围中，他们可能已使自己免于对所谓认识论知识的劫掠性追求。经过一切说和做之后，常识胜利了。笛卡儿实际地说：“我在这里，且我正在想东西，因此我知道我必然是真实的。”照柏克里所说，我知道你也是真实的，因为你正在和我讲话。而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上帝藉广大的创造物对我们说话。但官感如果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怎能真正知道你是对我讲话呢？我们假定某些事情如何？一方面是无情的分析，一方面把一些未确定的事情视为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