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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只有法国人的细致及深度的法国人，能把它表现得这般好及这般动人呢？

无论那一种神学，都常削弱了耶稣教训的力量及简易。不错，使徒信经有许多问题及答案。在耶稣自己的话中却没有要询问的事情，没有野蛮人自己不懂得的事情。在耶稣的话中没有神秘的定义，没有危险的推论，没有自我欺骗的辩证法，没有“五要点”。分析它们就是等于杀了它；改善它们就是等于毁了它们。如果那些神学家知道所做的是什么该多么好！因为没有任何神学家（无论他是怎样伟大）有耶稣的心。他一经加入讨论，情调和声音都马上改变了。我们谈及灵性的事情时，必然好像它们是物质的事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

我们之中有些人必须在学校学习莎士比亚，而得到的却是永远对莎士比亚倒胃口，使我们终生不愿意再接触他的作品。于是有一天约翰，基尔吉或罗兰斯·欧里维亚进来，他不教授莎士比亚，但只宣告莎士比亚自己的话，我们眼中的膜就掉下来。我们拒绝相信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莎士比亚是美的！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在学校里欣赏它呢？我曾和耶稣的教训保持距离，正像在学校的学生对莎士比亚产生永久的畏惧一样。我曾觉得被神学家的信条所包围起来的耶稣的教训，是像雷姆卜兰特的肖像，用一个一角半钱的框子镶起来一样。那个一角半钱的框子，削弱且阻蔽了雷姆卜兰特的德性。我曾说过在耶稣的话中，没有任何东西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自己明白的。有些事情不大清楚并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有时有点晦暗，那是相片光阴的一部分。我们要修描它吗？我是喜欢它像原来那样。

如果说我讲的是基督教会在教义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我谈的是一切教义上差异的探讨的无益。这种讨论太通俗，像是陈列过久的旧货，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无益。参加这种讨论是把自己降低到烦琐哲学的水平而冒犯真理。我现在所想说的是妨碍人认识耶稣的，刚好就是这些纯理论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们信条的混乱使我离开基督教三十年，而他们的一角半钱的神学妨碍我看见耶稣，且不仅是一个人如此。哈兰登，他为承认上帝及基督的灵力在人事中运行而尽力辩论，为什么他却觉得无法参加任何教会呢？他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圣马丁教会的午餐座谈会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因为和现存的教会相关联的神学中，有许多我无法接受。”而史怀哲也充分地感觉到这一点。史怀哲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的“基督教世纪”中说：

〖我现在正想讨论在我们时代灵性生活及文化中的宗教。因此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代的灵性生活中有力量吗？我用你的名及我的名来回答：“没有。”……（但）在许多不再属于教会的人们中，有一种对宗教的渴慕。〗

现在我可能被允许做某些个人观察。在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人因教义而信基督教，中国人信教，都是因为和一个基督徒人格有过亲密的接触，而那个基督徒是遵守基督“彼此相爱的”教训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离开基督教的时候，一位正统的孔教徒，我的级友，正改信基督教。怎样信的？不是由于教义问答。我知道孟君，正像任何人知道他的级友一样，他的中文很好，而他是来自一个邻近苏州的儒家的旧家庭，且因为他姓孟而被戏呼为孟子的后裔。他曾到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但他的背景完全与我相反。在清华我们二人都是英文教员，而且分住在同一栋房子，每人占一间房，我的房门和他的房门相对。我穿西装但他从不穿。我常赞赏他整天笔直地坐在他的硬椅子上，这是他严肃的儒家训练的一部分。一种中国家庭彻底严谨的教育已培育在他身上，而他聪明且有高度正直的性格，每一个人都尊敬他。在圣约翰的时候，我们同笑艾迪的奋兴布道战术。他的诡计之一，是突然从他的大衣袋拉出一面中国旗（那时候是五色旗）宣告他爱中国。这种通俗剧的手法不适用于我们，因为孟君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几个学生在演讲完毕时站起来且签名信耶稣。为什么孟君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了解他的心理背景太清楚了。一位美国的女同事领他信了耶稣——一个有圣徒性格，在声调及语二言中显示出基督徒的爱的女人。“爱”是一个已被贬值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