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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其实你说话还是比较客气，要知道我已经在你的建议下，删掉了四分之一篇幅。不过，你提的问题是对的。以前我都是用自叙传的方式，从我个人的问题出发写作，社会的问题、读者的问题是次要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我可以更多的看到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人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关联，觉得有可能脱离个体写作的樊篱，去看一些更重、更大的问题，我不再仅仅把目标定在写内心的真实上，而更多地希望，我写出了外在的真实。这一点，你也可以从这个小说的技术方式上看出来，这次我使用第三人称、外视角，写一个“他”的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我希望在这个小说中能够建立我和这个社会的扎扎实实的“关系”。我让我的主人公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钱”，第二句话是我要富贵”，我希望我的主人公喊出来的愿望是真实的、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声音，我们有追求财富的权力吗？我们有保有财富的权力吗？财富是否真实地保护了我们的自由和尊严？我们能“富”切因富而“贵”吗？我希望思考这些问题，让这个小说具有一种别样的“人民性”。我想我对那种小资小调、那种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已经有了足够的反省能力。所以，2006年，读者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葛红兵，谈不上和晚生代分道扬镳，但是是和我自己分道扬镳的作品。

编者：你这部作品有很强的纪实色彩，是不是这种色彩也和你的上述追求有关？

葛红兵：为了这部小说，我在南京和上海采访了很多人，分析了很多真实的案例，有些经过艺术处理之后融合了进去，但是，更多的是写不出来的，我们都说，小说比生活有更大的自由，其实恰恰相反，小说写不出生活的万分之一，小说中能写到的，生活中一定有，但是，生活中有的，小说里我们常常是不敢写、不能写，或者是写了出来，许多人不敢看、不愿意看，甚至会痛骂的！我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专业书籍也读了不少，林奇的、巴菲特的，有些是非常专业的书，我自己也亲自去股市尝试，买票卖票，我所有这一切都是希望我的作品和这个社会更切近，更有概括力。但是，我想我还没有做到最好，它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勇气都是考验。不过，经过了这些，我倒是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更真切地认识这个社会，比如都去买一点股票，去体会一下，你的财富怎样一夜贬值，它又是为了什么贬值的，这样你就能看到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中最真实的处境了，这样我们的知识分子对放下的社会就能理解得真切一点了，就不会无病呻吟，或者空口说白话。

葛红兵就创作问题答编者问（2）

编者：这是一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故事，其实我最近也很关心一些写外省人，游离在上海边缘的人，对上海的认识的小说，在这个层面上，你的创作非常有意思，它是上海的，但又是游离的，我看到你里面写了乌鲁木齐路，写了很多上海的景象和风物，是否，这会构成一种对上海本土写作的冲击或者回应？有人认为你的创作已经构成了上海最有特色的文化景观，构成了某种新的海派风格。

葛红兵：海派写作经历了从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写作、茅盾社会分析派写作到张爱玲的世情派写作，再到后来的宝贝小资写作等，随着城市文化的内涵的扩大，新海派小说也在面临转机，怎么转，向哪个方向转，从纵向来分析；海派写作茅盾是高峰，不可否认，他的成就最大，为什么？用他自己的世界观、宏观地历史地看待上海，对它的特性进行定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做得比茅盾更好。横向上看，上海的宝贝小资写作，则为书写都市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书写个人生活提供了一些参照。我是来自北方，迁居上海的，我希望我能既站在上海的心脏，又能脱离上海的躯体，看上海，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自己飞在上海的上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