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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社会前景模糊不清，但当下的任务却很明确。从执政党到各级地方政府再到每一个公民都有明确的目标—经济建设。财富的最大化和对利益的明确追求是各个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强大动力，也是社会再生产和分配的根本原则。

“苟富贵，勿相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对富贵有清晰的认识和追求，只是后来的文人越发的扭捏作态，心里想钱想得发疯，口中却把仁义道德、革命理想挂在嘴上，念念不忘。

葛红兵想来是参透了人的自私的本性，看穿了人虚伪的外衣。在《财道》篇首，即借崔钧毅之口道出“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那个差点成为他岳父的老人给了他一耳光。想必这一耳光非常响亮，把人们从各式的发财梦中惊醒，原来还可以这样直白地表达理想啊？

1990年代初期，王朔在北京说“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是金钱关系，最干净的也是金钱关系”，当即遭到了痛骂，遭骂的原因不是他说的不对，而是说的时间不对。十多年过去了，葛红兵在上海说“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赢得了一片掌声，“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葛红兵就是那个识时务的人，毕竟这十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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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与高贵”（7）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过得富贵？这恐怕是人人都很关心的问题。依凭对世事的深刻洞察，葛红兵塑造了一个成功人士—崔钧毅，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小说完全可以当作励志的教材。让我们来看看崔钧毅是如何从一个江北的穷小伙成长为股市精英并创造了新上海的淘金神话的。

似乎上帝格外青睐这个穷小伙，他集各种发财的潜质于一身。首先是梦想，“老人看透了他，看见了他心里的狼”，这个“狼”很重要，是他出人头地的梦想，是他离开三余到上海去的原动力：其次，他拥有过人的聪慧，“你一定会富贵的，你眉宇间有聪慧之气，挡不住的”；还有冒险精神，“富贵险中求”；还有最重要的机遇，机会总是垂青与他，屡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崔钧毅因为“机灵、忠诚、长得帅而颇有女人缘”，邢小丽、张姨和张梅的无私帮助是崔钧毅成功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最终都可以简化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女人如果学会和男人想处就能成功，男人也一样”。

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崔钧毅幸运地占据了所有利于成功的要素。他是葛红兵在小说中着力用情塑造的符码和象征，是商业社会的英雄，他的成功之路满足了千千万万在商海中淘金的人对成功的想象和渴望，但切莫陶醉于崔钧毅的成功之路，在他的背后还有武琼斯和周重天等人的教训，还有周妮和黄平的悲剧。商海险恶，崔钧毅德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这些人的失败为基础的。

《财道》是中国的第一部财道小说，从它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之深刻和触及生活之敏锐来看，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人们可以从感兴趣的各个角度去读它，可以是小说，可以是传奇，可以是教材，更可以是哲学。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发现心灵为之一动的东西，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好小说，真正值得读的好东西。

评论6

财道：富贵剪下的超越之路

徐渭

自近代“资本”初入中国以来，资本与资产者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便与“船坚炮利”的蛮横和“灯红酒绿”的糜烂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中国小说中正面表现资本运作的成功之作，只有一部“代阶级立言”的《子夜》。而《财道》出现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新世纪，葛红兵从人性出发，写出了个体资产者　“富”、“贵”之间的痛苦抉择和精神救赎。

“富”是就物质充足而言，“贵”指的则是精神境界。虽然人不能只靠吃米活着，但正如《财道》所言：高贵的心也得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啊。中国人口众多、生存不易，资本积累阶段不用特殊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又是个重情义、讲道德的礼仪之邦，所以从不缺少“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伪君子，《财道》中没有这种垃圾，多的是对金钱欲望直言不讳的真小人，邢小丽更把钱说成爱的能力和工具。高处不胜寒，富人们在生活糜烂的同时，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他们神经紧张，反倒无法享受平头小民的天伦之乐；曾经也有温柔的心，只是早已在经年累月的倾轧竞争中硬化冷却了。

关于“财富与高贵”（8）

挣扎在贫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