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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目光落到信笺上，继续阅读苏超光的信件。她想从来信中对苏超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免见面时闹出笑话。我发觉姐姐突然滋生盼望的心情，这种心情像禾苗一样，在她的身体内部慢慢生长。

我提醒她为苏超光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一定昂贵，但必须别致，必须出人意料，并且能代表爱情。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看一看她准备的礼物，她不让我看，故意做出神秘的气氛。

杨春光在我们去北京之前，赶回来跟牛红梅办离婚手续。办完手续后，他们站在兴宁区人民政府的门口握了大约两分钟的手。他们暗暗使劲，总想使对方的手疼痛。彼此都疼痛了一下，手指离开了手指，他们发出友好的微笑。牛红梅由微笑发展到大笑，由量变到质变。她的笑声使马路上的汽车停了下来。杨春光站在一旁说，这有什么好笑的，离婚有什么好笑。

走出北京火车站，我看见一双手、两双手、许多双手举着纸板，我在纸板中间寻找牛红梅三个字。我的目光越过一块又一块纸板，没有看见牛红梅的名字被人举着。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走了大约十米，我看见拥挤的人群之外，有一块纸板被人高高地举着，上面写着牛红梅的名宇。这块纸板比别人的纸板高出一倍，所以我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它。

我的目光沿着纸板往下滑，我看见粗壮的手臂，人头呢子大衣，呢子大衣的下摆盖住一颗人头，人头下面是一件棉衣、棉裤、大头皮鞋、水泥地板。这块纸板之所以举得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人共同举起来的。举纸板的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当他看见我们时，他从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跳到地面，他像是突然缩小了一倍，由高大变得平凡而普通。他先付给另一个人20元钱，等那个人走开了，他才转过身来跟我和牛红梅握手。他说他叫边鼓，欢迎我们到北京来。他是苏超光的朋友，昨天下午，为了那部冲刺金鸡奖的影片，苏超光被导演临时拉到保定去补拍镜头去了，预计今天晚上或明天赶回北京，我们的吃、住和游览由他负责。

这个名叫边鼓的人身高不足1米6，比牛红梅还矮半个脑袋。如果你把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分开来看，没有一处不优秀的，但是当它们组装到他的脑袋上时，却夸张变形了，他的面孔与国外许多现代派画家笔下的面孔极其相似，好像是有什么重量长期压迫他的面部，那些绷紧的肌肉会因重量的消失，在某一瞬间突然恢复到正常位置，而这一瞬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他拦了一辆黄色“面的”，把我们拉到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家宾馆。我和牛红梅分别住进三楼的两个单间。房间里有暖气，我们把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边鼓坐在牛红梅的房间里，和牛红梅聊天。边鼓说他是从陕西来的自由撰稿人，每天靠一把剪刀加浆糊为各地的晚报、小报提供影视拍摄动态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介绍影视明星的文章，偶尔也与别人合作写写剧本，现在苏超光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唱遍天涯》，就是他和另一位北京的作家合编的。他的嘴巴里吐出来的名字，常常会把我吓一个大跳。那些我在电视里或报纸上看见过的明星，现在就在他的嘴里滚动着。他每说一个演员的名字，就用右手拍打一下他左边的胸膛。他的胸膛像一面鼓，被拍得咚咚地响，仿佛拍得越响，他说的话就越真实。

为了陪我们，他在三楼也订了一个单间，他说钱都是苏超光留下来的，不花白不花。

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共进晚餐时点了几个好菜。他说点吧点吧，反正苏超光有的是钱。

用罢晚餐，我们仍然回到宾馆牛红梅的房间。边鼓坐在沙发上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继续说演员们的轶闻趣事，他的嘴角堆积了两团白色的泡沫，我都为他感到累了，可是他还在说话。我说如果你有事的话，可以走了，你陪了我们半天时间，也挺累的。他说不累，一点也不累，苏超光反复告诫我要陪好你们，我怎么能不陪好你们呢？

牛红梅从她随手携带、有备无患的坤包里，抓出一把红豆递给边鼓。牛红梅说我们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口袋红豆。边鼓双手接过红豆，说这就是王维诗里写过的红豆？

牛红梅点点头。边鼓说这就是用来表示爱情的红豆？牛红梅又点了点头。我们以为他拿到红豆后，会知趣地走开。谁知他又以红豆为话题，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牛红梅房间后，我们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边鼓带我们去颐和园。我们爬了佛香阁，荡了昆明湖的舟，晚上回到宾馆，边鼓去找苏超光。苏超光还没回来。我对边鼓说，他怎么能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