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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还是小的？为什么不送钱？”

“当然是小的。这比钱好。”不一会儿，唐倩就将花瓶拿来了。刘枚接过花瓶，仔细看着说：“这也是清代的古董，值好几千哩。管它的哟，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你给包装一下。”唐倩将包好的花瓶递给刘枚后，正要走，刘枚叫住她，说：“你给赵平主任说一下，叫他协助李一凡把一季度的销售情况尽快弄出来。我已给李一凡布置了，叫她统计。我回来后就去给丁书记汇报。”

小唐得令般去了。刘枚双手上举，伸了个懒腰，正想长长地出一口气，手机又叫了，抓过一看，是丁书记的，她赶快打开，来不及问就听他大声说：“小刘枚呀，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断了，怎么也打不进来。你一路平安哟。还有、还有，市妇联关主任对我说，她好像有什么事要找你……”

“丁书记，关主任有什么事？是不是要在北京带东西？”

“唔……她……你要走了吧？这样，等你到了北京，我叫她直接给你来电话。你帮忙给她办一下。”

关敏有什么事？神秘兮兮的，还叫书记来说！刘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重要会议

“噗、噗……”　正襟危坐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用指关节敲着麦克风，又“呼、呼”地吹了两口气，再“喂”了两声，然后扳着一张马脸扫视了一遍会场，清了清嗓子后就威严地说：“开会了！”

刚才还如马蜂窝般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与会者唰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像一群小学生。仲秋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觉得有点怪异：一个个的老总在本单位都是重量级、至尊者，就连平常和他一样爱喜笑怒骂、很有记者特性的罗仁全也一本正经起来。这是为什么？是对会议的重视？是对讲话者的尊重？他看不出来。

“今天喊大家来是开一个紧急会，因为太重要了，上午决定后就立即通知大家。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到得很整齐，没有拉稀摆带的。说明我们新闻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本来发达书记要亲自来的，今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另有重要任务，就来不了啦，叫我代表他，也代表正在北京开会的青敬部长全权开好这个会。”得意之色洋溢在文来富脸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媒体做了大量的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文副部长已经讲开了，可是左边的罗副总那打开的工作笔记本上除了写上年月日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拿着笔在装模作样；右边的电视台的老总也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年月日、地点，一笔一划地写了两行；他的右边那位则在一张白纸上画素描。仲秋似乎明白了一点为什么，那就是台上的人讲什么对这些曾经沧海的人并不重要，但是他手中的权手中的官帽对于在坐的除自己以外的人就显得重要了。

在当今，虽然官是无形的，随之而来的有形的待遇却很多，提级加薪来往小车手握发稿生杀大权！有几个上了又主动下来的？尽管他们对人就说当总编太累，此活儿不是人干的；尽管他们从骨子里都瞧不起这个从县里连跳三级不知新闻为何物却来管新闻大谈新闻的文常务副部长，但他们还得在他面前现出谦恭，还得吹捧他“你讲得好，说到了点子上，高！坚决照你的指示办”。实话实说，很多人都在为帽子而活，他们怕有朝一日被摘了官帽，从而失去既得的权力和伴随着的利益，宁肯做个弯着腰或干脆跪着活的“人”，也不原去争那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坐不得的鸟骨气！

报社就有一个老副总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新闻界，其业务水平有口皆碑，但就是不识时务，受到中国传统文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的影响，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结果，那个副字就是去不了，直到退休也没有在他名字后面加个括号，享受副厅级待遇。另一个“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一条“本报讯”都写不好，但因为他会做人、懂事，就享受了那个官场上趋之若骛的“待遇”。后者一见到比他官大的或者尽管比他小但能管住他的诸如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的人，就一张脸笑得像烂桃子，那声音比太监的还太监。虽然待遇高些，但脸上的皱纹比比皆是，刚过六十，就如七十好几的人了。倒是那个没有“待遇”的，越活越年轻，像才过五十。报社的同仁们私下常拿他俩比较，要那劳什子“待遇”就活得累，那脸就是这些年笑老的，身子也是这些年早出晚归跑后门累垮的！

虽然如此，但一拨又一拨的人还是愿学后者——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人生，享受官本位下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每每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