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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

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候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仁宣之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

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慑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

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轻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

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劾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

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

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

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

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

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