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 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打持久战（1）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 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