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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半明半灭大明朝（9）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