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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这块大基地、大后方，终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所得。他们悉心经营，最盛时（1650年左右），大西军能北出贵州、四川，东进两广、湖南，连败清军，大呈风起云涌之势。

一统云南之后，孙可望自称“平定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仍以沐天波为“黔国公”。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已经在肇庆建立，但并无诏旨发至遥远的昆明。

这时候，有前明官员巴结孙可望，劝他自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趁机割据自立。

杨畏知怒极，每次聚议时皆抵掌谩骂，惹得孙可望对这位老乡顿起杀心。但是，由于李定国、刘文秀的保护，孙可望一时也下不得手杀人。

定则思乱，昆明城内，众人之间原本和睦和关系，逐渐出现裂痕。

但是，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云南全境大抵平静，孙可望等人既没与清军发生战斗，也与南明永历政权没有太多接触，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境地。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等人赴肇庆奉表，请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其表为短视的南明大臣金堡等人扣押。

见无回音，孙可望在1650年自称“秦王”，对外假称是永历帝敕封。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南波澜，马上就要平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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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的诱惑（1）

——“大西军”进军云贵

（导读：“大西王”张献忠的前生今世。沙定洲造反始末　）

相较同明朝和李自成　“大顺”政权的来往，清朝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接触最晚。

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清军占领北京后，才有明朝降将唐虞时建议清廷招降张献忠。但是，清朝当时所有注意力皆集中于李自成余部与南明的弘光政权，基本没有理会在巴蜀地区搞得红血遍地的张献忠。

李自成死，弘光政权亡，张献忠才成为清军所最主要的“惦记”人物。

1646年（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率清军数万，自西安入川，开始了对张献忠的打击。

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如麻，真和“鞑子兵”打仗则心寒胆战，一路自相残杀，不紧不慢往川北移动。

最终，在大西降将刘进忠带领下，清军迅速扑至。搭弦一箭，把猝不及防的张大王射成透心凉。

张献忠死后，其手下下十多万人马逃的逃，降的降，大有一朝星散之势。

由于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能奇等“大西”政权主要将领都存活，这只“流贼”队伍最终能化零为整，在重庆等地击败明朝军队，窜往云南。

柳暗花明，天降奇缘，这拨人马竟然能趁云南内乱，抓住机会，建立起稳固根据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也由前明最凶恶的敌人，一变而成为南明永历政权最坚决、最忠贞不贰的支持者。

历史的吊诡，尽显奇妙！

言及“大西”军，有必要回顾一下他们的领袖人物，杀人魔王张献忠。

吃人“黄虎”天煞星——“大西王”张献忠的前生今世

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会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贼头，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极左”时代文人们均为农民起义“翻案”，指称说那些记载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他最能抓住把柄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只能说是文人的“文科”脑子使然。《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摇黄贼”杀掉和吃掉七八十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后来，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