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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记者见到的这个作者，似乎并没有把新书当成他自己兴奋的中心，他邀来一帮同学继续讲他编的故事，继续讲他的笑话。

青春和快乐的故事常常伴随着反抗纪律和感怀，把平常的日子过出自以为是的不平常。遭遇疾病与苦难的故事。则往往伴随着战胜疾病，从悲观到乐观的自我建设。但子尤的故事却并不在这个俗套的框架里。

按照俗套，我们在谈论子尤的时候，总是会说他生病前、生病后。可惜，这样的谈论对描述子尤是无效的，对他日常生活的解释完全是通向另一种途径。

我认识子尤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是在伦理学家何怀宏新家里的一个小聚会，一群大人在聊天，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听子尤讲卓别林的电影。他一边放光盘一边讲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讲完了他对卓别林的喜爱，就听见孩子们在阵阵笑声之后四散，开始编造各种游戏。子尤在游戏中被规定充当罪犯，充当警察的两个小女孩追赶着他，一会儿把他捆在椅子上，一会儿审讯他，这个审讯最后是以几个孩子被他逗得笑翻在地结束。

他的日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就这样在读书、游戏中继续着。2004年，子尤开始蹿个儿，同时进入中学的考试制度下，他妈妈开始为他焦急，子尤本人倒没有把考试制度当成需要应付和逃避的障碍，似乎他生活中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他生活的一个背景。就在这青春期到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恶性纵隔肿瘤，14岁的年龄虽然没有经过复杂生活和世事多磨的锤炼，但也足以理解自己已身处的险境。此后的一年多里，有关他的消息都集中在他的病情进展和救治过程中。

冬天，在社会学家邓正来的生日聚会上又见到子尤时，他经过疾病折磨已经非常瘦弱，但是他的白衬衣、黑大衣中间露出的鲜红围巾分明在讲着另一种健康。我注意到很多在场阅历丰富的健康人面对这个少年，默默地把充满悲悯的眼光投向他时，他却要给大家读一首诗。那首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诗里有一种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一个大朋友满怀悲伤地给他写信，他在信上作的批注可以作为例子表现他这种审美主义生活态度：信上说，当子尤蜷曲着身体倒在地上。。。。。。他批注说，〃我成大虾米了〃；信上说，他在病房里每天看到插着管子的人一个个被推进来，又看到一个个盖上白布被推出病房，他批注说，〃怎么好像在太平间啊〃。在这种态度中，关于疾病的紧张都被他轻轻地消解，他好像生活在一个真空里。

子尤在病房已经住了半年多，而任何人走进他的病房都会有走错门的瞬间感觉，除了因为必须有他妈妈陪床而有一个大床之外，房间里到处是他看过和要看的书，墙壁上贴着各种电影的招贴，同学们送给他的生日贺卡贴在他的床头，还有随时欢迎人对弈的棋盘。和几乎所有少年的房间完全一样，除了在角落里的一个桌子上放着随时要吃的药，此外一切正常。他还是肆意地编造各种场景和剧情，在其中自得其乐，也会针对具体的朋友写故事，他说他正在写一个以学校为原型的魔幻小说，是给某个小伙伴一个人写的。当你和他聊天时候，可以随便漂移到任何话题，正说着生病前他在跆拳道练习班里的事，从他的手脚笨拙说到他妈妈手脚伶俐，他突然让他妈妈〃劈个叉，给他们看看〃。很多来探望子尤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把子尤这种很阳光的精神面貌归功于对他无微不至的妈妈柳红，事实上，我却看到子尤在对他妈妈的改造，因为他对家庭变故、对致命疾患的态度，提示着柳红，为了他也要与他有相应的面貌，所以，即使在现在的病房，柳红每天都要认真地挑选衣服，仔细地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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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2）

上个月，《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子尤针对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一篇书评，他开始在成人的谈论话题中改变了角色，既不是被当作孩子，也不是被当作病人，因为他在这篇书评里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周国平的生命理解。不少人在读到这篇书评的时候，自然地联想到他的处境，认为是因为他的重病使他对这本书里的叙述尤其敏感，因而会对这个问题多有思考。

其实，完全不然。这本书只是他日常阅读中的一本，这篇书评也只是他日常写作的一篇，只是因为这本书的公共背景而有了发表愿望，更多的写作是他与书、与电影、与他的小朋友大朋友之间的交往。他的关注点并没有被局限在与遭遇疾病有关的思考和体验中，疾病只是他偶然遇到的一件他所要面对的事情，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