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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国际歌，不妨用十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和一个从未谋面的同学做结。那年六月，我们接到学校的“停课通知”后仓皇逃回家乡，一个月后，所有毕业年级的学生又在收到另一份“毕业分配通知”后迷茫地回到燕园。那段日子，每天在会议和“反省”中度过，所有毕业生心中都积压着郁闷和悲愤。终于毕业证拿到了，我们沉积的心火也随之爆发。那天傍晚，在三十六楼（中文系女生宿舍）门口，六月以后多云阴郁的那段日子，进和我买了两箱啤酒，全部打开，每隔一米一瓶排列了二十多米。所有路过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毫不犹豫地对瓶子灌酒，然后把空瓶在人行道上一一砸碎。也许动静太大，三十八楼楼上也向下砸瓶子，然后大勇一干中文系八五的孩子抱着吉他下来。圈子越聚越大，人越来越多，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唱遍。但最不能忘怀的是《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是*年七月，六月过后的一个月，也是我人生结束少年血气的最后一次疯狂。

那夜恰如其分地停电，所有八五级即将毕业的同学在烛光下从三十八楼漫步到三角地，图书馆，北大南门，同我们挚爱的燕园和热血的青春作最后的告别。

5、　输（1）

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

骑最劣的马，杀最狠的人。

十七到二十一，屁大的时候，把这几句话当成座右铭。但后两条基本是扯谈，那时候上哪去找马骑？杀人更是笑话，拍了学校西门外的小晃晃一板砖，被海派（海淀派出所）和校卫队带走问了几次话，再也没胆进去喝茶。

但前二条，还是常拿出来锻炼一下的。

例子太多，对手也不少。不敢说从未输过，但赢我的人也绝对爽不到哪里去，无论当时还是事后。

大二，为赢二十块菜票，在宿舍喝了整整一碗辣椒油，输了我的山东老苗一年也就打一次电话聊天，但每次都会提到这件事，已经连载了十四年。

96　年，第一次在湾仔的“中国城”，同一个看不起大陆人的香港见习律师喝酒，数言不合，赌一口气吹一瓶交叉窿。才灌几口，就让好事者夺下，但那孙子脸死白，不敢造次。去年在观塘作为检方第一证人出庭，他居然已经荣任“大律师”，学人家穿西装打领带说英文上堂，但他的当事人到现在还未把牢底坐穿。

最好玩的，是三年前去东南亚检查工作时，一干当地人在鬼姥面前服贴惯了，但却不把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东亚兄弟放在眼里。没关系，放工后请一班人去HAYTT最贵的餐厅吃泰国菜，喝黑牌。让他们挑最贵的点，反正有人买单。吃什么不拘，唯一的条件是夹一口菜，吃一口辣椒，喝一小杯威士忌，不许兑水。也就半个钟后，面对一大桌满满的大菜，每个人都吃不下去了——他们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现在不开心时我就想一想以期让自己笑一下。

风水轮流转，虽然想到肯定有输的一天，但没想到来的那么快，而且居然在香港的饭馆里。

每次从铜锣湾的办公室出来，必定经过时代广场，总能看到十二楼有一家叫“梁山泊”的“北方饭馆”，大多一笑置之。前天晚上，看着满街的下班族，气不打一处来。也罢；　就试试这个胆敢叫“梁山泊”的不知深浅的馆子吧。

中堂桌子约十余围，左侧为包房，右边为包厢，均为八仙桌，明式两出头圈椅，木墙镂空“万字不出头”纹饰。这些桌椅装修，用来当收藏品会贻笑方家，装饰家居也不够精细，倒是放在这饭堂里还显得粗豪。

实话说，比起国内的雕梁画栋，这里的品级远远不够，但在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还能有如此一个用梁山泊命名的酒家，倒也有趣。老板如果不是装孙子，必非俗物。最让人称道的是共约十根柱子，都是一人合抱不来的大树干，估计砍下来之前也长了至少数十年了吧。

同行的二胖说：这不象山东好汉的地方，倒象是江南庭院。

我们是第三桌，其他两桌都在低声细语。咳，所谓文明社会的人到了水泊梁山也牛逼不起来。

让我留心的，倒是服务人员的服装，一律黄色的粗布唐装。香港的女子是我见过装扮最细致的（另一个是东京），不一定漂亮，但多是打扮得有心机。即使穿上了千篇一律的工装，也颇有风致。而几个瘦瘦的男侍应，穿上唐装，则细弱有余，完全没有些许豪气，同这个号称梁山泊的名字大相径庭。

叫了一壶玉兰，大粗陶罐上，两个重得能砸死人的茶杯，但一次倒的茶就够一小口。

菜单用编的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