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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共同行动而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的人是直接参与的，少数人是间接参与的。

在人们为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总数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总数目更少，由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首脑。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由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布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为数较少）行动比士兵为少；但是他们发布命令。军官更少地直接行动，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总司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发布有关群众行动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的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职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愈多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小，他们的人数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大，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最少地直接参与行动，最多地发号施令。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联的时候才得以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最少地参与事件本身，他们的活动仅仅是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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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