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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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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第三部分（7）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