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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是商务编印的《东方杂志》。父亲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就请梁启超主编了《大中华》杂志，一时间声名鹊起。中华书局后来又创办了《新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行达数万份，行销全国，一举确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以后，畅销全国。中华书局也于1915年开始筹编《辞海》，它同样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场地位。 商务印书馆为了抢占市场，出版《四部业刊》时在广告中说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魯魚亥豕”，错误百出，以此来招徕顾客。而父亲则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针锋相对地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古文中原来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贻误读者。 此外，父亲还别出心裁地在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四部备要》的排印错误，每一字酬谢银洋10元。《四部备要》出版之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误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过再版之时，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质量。

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

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但是后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产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怎么办？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印刷学术著作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因为当时注册出版社的程序相当简单，这本书你这里不出，还可以拿到别家，甚至还可以自己注册出版。也许正是当时的这种大环境，才孕育出父亲综合经营的思路吧。 父亲常对他的同事们讲：“作者、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经营部门的同事对待读者一定要热情。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二十年代的一天，父亲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的时候，父亲走过去对那个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父亲，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父亲大笑：“是即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中华书局的成功，固然得力于父亲的敏锐和经营有道，但更与当时学者文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学科领域内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徐悲鸿、刘海粟等等。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的，也是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对低一点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 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可把出版当作教育机关，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还可以用来安身立命。同时，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也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经常性的收入来源，对他们的生活不无补益。出版社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1）

人物简介

晏阳初，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2年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时在长沙招聘的100多个义务教员中，就有青年毛泽东。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长。1926年至1936年，进行“定县实验”。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补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鉴于晏阳初“将繁难的汉字简化易读，用书本知识开启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用科学方法指导农民发展生产”，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