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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2）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批评毛泽东的有碍文字，我拒绝了。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两次提出：人民出版社应该把冯先生的书出全。政协委员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答复，说第七编有问题，不能出。后来我也曾经给李瑞环写信，但是却没有下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几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书中的有关字话去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能出版第七册，就是因为书中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其实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大家讨论，才算是百家争鸣。）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经写道：这本书如不能出版，余则为王船山矣。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给七姑拉纱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南去。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3）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一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我想，那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经把父亲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自我”，然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时候，是在“实现自我”阶段。那个时期父亲在清华做文学院院长，一共做了十八年，对于清华的文科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校的行政工作，一边还在著书立说，抗战前是《中国哲学史》，抗战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那是他的哲学体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改造时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父亲“失落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冯友兰一个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这个过程在父亲身上体现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个过程归结为“冯友兰现象”。汤一介说思想改造对于知识